高明 琵琶记 艺术成就、思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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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 琵琶记 艺术成就、思想内容
高明,字则诚,自号菜根道人,瑞安(今属浙江)人。生卒年不详。其弟高旸生于大德十年(1306)左右,高明的生年当距此不久;卒年有至正十九年(1359)和明初两说。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是理学家黄潽的弟子。至正五年中进士后,先后任处州录事、江浙行省椽吏、浙东阃幕(统帅府)都事、福建行省都事等职,官声颇佳。晚年隐居于宁波城东的栋社,以词曲自娱。另有少量诗文传世。
从高明的诗文中,可以看到他对仕途险恶的认识和对田园生活的留恋,以及对民间疾苦的了解和同情。另外,他还写了些表彰孝子节妇的诗文。通过宣扬儒家传统道德来纠正“恶化”的风俗、调和社会矛盾,是高明的一种社会理想,也是他创作《琵琶记》的基础。在《琵琶记》的开场词中,作者批评一般的戏剧“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宣称“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表明他有意识地利用戏剧作为道德教化的工具。但在这前提下,他也触及了一些较为深刻的社会问题。
《琵琶记》在人物塑造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在人物心理刻划方面尤为突出。
蔡伯喈形象,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格和复杂心理;这种软弱性格与他恪守礼教伦理观念紧密相关。他努力按照伦理纲常行事,但封建伦理本身难周全的矛盾却使他无所适从。从君从父的伦理要求,使他难以违抗;家庭的灾难,又使他难辞其咎。所以他始终处于夹缝之中,难以两全。
另外,蔡伯喈也是有情有欲的。入赘相府的那一刻,他情不自禁,流露出 “喜书中今日,有女如玉”的喜悦;但他也确实思念前妻,牵挂父母,经常彷徨苦闷,忐忑难安。他想过弃官而归,又怕与“炙手可热”的牛相发生冲突,招来不测,只想等待三年任满,趁牛相“不提防”,‘双双两个归昼锦“。以为熬过一段时间,便可以既遂功名之愿,又可忠孝两全。其实,当他苦苦做着团聚终养之梦的时候,家中早已是支离破碎。可以说,正是优柔寡断、委曲求全的软弱性格,造成了蔡伯喈的人生悲剧。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不敢直面人生,不敢坚持意愿,不敢与不合理的现实作斗争,他们总是在压力面前回避退让,或是采取驼鸟式的方法自我安慰,或是在统治势力与封建伦理所允许的范围内寻找调和的办法,结果往往陷于悲剧的境地而难以自解。因此,蔡伯喈的形象,具有典型的意义。
赵五娘形象的刻划也比较成功。她善良朴素、刻苦耐劳,在饥荒年岁,典尽衣衫,自食糟糠,独力奉养公婆,后又营葬筑坟,忍受了常人无法承爱的磨难。在她身上,体现了古代中国妇女的优秀品德。《琵琶记》的难得之处,还在于它揭示出赵五娘的不幸,其实也是礼教纲常所造成的。赵五娘的初愿,是“偕老夫妻,长侍奉暮年姑舅”,甘守清贫的生活。但这位封建时代的小媳妇,无法把握自身的命运。像丈夫赴试这样的大事,她根本不得参与;她曾埋怨蔡公逼试,要拉伯喈去向蔡公劝说,但欲行又止,深怕被责“不贤”,被说要将丈夫“迷恋”。伯喈**赴试后,照看公婆的责任全部落在她的身上,使她落到了不得不做孝贤媳妇的境地:“也不索气苦,也不索气苦,既受托了苹蘩,有甚推辞?索性做个孝妇贤妻,也得名书青史,省了些闲凄楚!”礼教的熏陶,家庭的责任,使她不得不咬紧牙关,只能干脆以做个“孝妇”自解,“索性”两字,充分说明了她的无奈。然而,她的尽心尽力、自食糟糠的行为,如果公婆能够理解,犹可忍受;最不堪的是还要受到婆母的猜忌。蔡婆说:“亲的到底只是亲,亲生孩儿不留在家,今日着这媳妇供养你呵,前番骨自有些鲑菜,这几番只得些淡饭,教我怎的捱?更过几日,和惚也没有。”并对赵五娘诸多责备,甚至怀疑她独自在背地里偷吃过好食。面对内外交困的悲剧命运,赵五娘心力交瘁,苦不堪言。徐文长评云:“唉糟吃糠不难,吃婆怨气更难。”(引自《三先生合评本琵琶记》)因为礼法规定媳妇不得与婆母顶嘴,赵五娘纵然心中不平,“便埋冤杀了,也不敢分说”。她怨肠百结,只能对糟糠倾诉:
〔孝顺歌〕哎得我肚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嘎住。糠,遭砻被舂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探持。悄似*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出。(吃吐介)
〔前腔〕糠和米,本是两倚依,谁人簸扬你作两处飞?一贵与一贱,好似*家共夫婿,终无见期。丈夫,你便是米么,米在他方没寻处。*便是糠么,怎的把糠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教*,供给得公婆甘旨?
是朝廷“皇榜招贤”和公公逼试,将她与夫婿“簸扬作两处飞”;是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和小媳妇的处境,使她“遭砻被舂杵”,“吃尽控持”。这两支曲子,把赵五娘的苦楚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在《琵琶记》里,作者歌颂了赵五娘的 “有贞有烈”,守礼行孝,但以更多的笔墨,揭露了封建社会和伦理纲常给予女性的隐痛。这些也正是作者期待“知音君子另做眼儿看”的“动人”内涵。
《琵琶记》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成就,很值得我们注意。蔡伯喈和赵五娘形象的出现,说明在元代后期,戏剧舞台逐步摆脱了单线平涂的类型化的写法,注意多角度地展示人物个性和内心世界,在形象创作史上揭开了新一页。
《琵琶记》的戏剧冲突,也颇有特色。它的情节,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条写蔡伯喈离家后的件件遭遇;一条写赵五娘在家中的种种苦难。既集中笔力写蔡伯喈在荣华富贵的罗网中辗转无奈,又酣畅地写赵五娘饥寒交迫,陷入绝境,比较广阔展示出生活画面。在关目安排上,特别注意让两条线索交叉进行,让不同的生活场景对比衔接。例如前边写了蔡伯喈蟾宫折桂,杏园奉宴,志得意扬,后边接着写赵五娘典卖钗梳首饰,勉事姑嫜;前边写了蔡伯喈洞房花烛,“画堂中珠围翠拥”,后边接着写赵五娘自食糟糠,公婆愧悔自己误责媳妇,一亡一病;前边写蔡伯喈中秋赏月,“长空**,见婵娟可爱”,后边接着写赵五娘剪发买葬、罗裙包土埋葬公婆后,背着琵琶上京寻夫。贫富悬殊的情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使观众加深了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认识,在深切地同情赵五娘苦难的同时,体悟到封建伦理纲常的荼毒。另一方面,写蔡伯喈在锦衣玉食荣华的时候,时常忧心忡忡,既挂念穷困的家乡,又感受到宦海生涯的不易,“我穿着兹罗襕到拘索我不自在”,“手里拿着个战钦钦怕犯法的愁酒杯”。优裕闲适的环境与人物苦闷沉重的心态,也形成了鲜明的反衬。这些巧妙的安排,有助于加强整部戏的悲剧气氛,使人物性格呈现得更加鲜明。
在语言的运用方面,《琵琶记》最突出的成就,是能配合人物不同的处境以及两条戏剧线索的开展,运用两种不同风格的语言。赵五娘一线,语言**;蔡伯喈一线,词藻华丽。这表明作者充分注意到语言与环境、性格、心理的关系。同时,作为戏剧,《琵琶记》的语言也富于动作性。不少唱词、对白能与角色动作结合,成为蕴味深厚的潜台词。例如“琴诉荷池”一出,写蔡伯喈弹错了曲调,牛氏不悦,两人有一段对白:
〈生〉……这弦中不弹。〈贴〉这弦怎地不中?〈生〉当原是旧弦,俺弹得惯。这是新弦,俺弹不惯。〈贴〉旧弦在那里?〈生〉旧弦撇了多时。〈贴〉为甚撇了?〈生〉便是新弦难撇。〈介〉我心里只想着那旧弦。〈贴〉你撇又撇不得,罢罢!
新弦、旧弦,暗示旧妇与新妇。这段对白中,话里有话,一石二鸟,细腻地传达出他们的性格以及在规定情景中的神态。又如“赏月”一出,他们同在庭院里对月抒怀,风光旖旎,但“同一月也,出于牛氏之口者,言言欢悦;出于伯喈之口者,字字凄凉。一座两情,两情一事”,“所言之者,所寓者心”(李笠翁《闲情偶记》卷一)。通过唱词,让观众领略到戏中人物在同一场境中对立的心境。纯熟的语言技巧,使作品的戏剧性得到加强。
早期南戏大多出于市井艺人之手,艺术上比较粗糙,其文学性远逊于北杂剧。而《琵琶记》则借鉴和吸收了杂剧创作的文学成就,因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例如“临安感叹”、“糟糠自厌”、“祝发买葬”等大套曲文抒写人物心理的方式,可以说是《梧桐雨》、《汉宫秋》第四折因物起兴手法的延续。杂剧在元末虽然已经走向衰落,但元代的戏曲活动并未衰落,因为以《琵琶记》为代表的南戏继起了。《琵琶记》“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南词叙录》)。到了明代,《琵琶记》更成为人们仿效的典范。就形式而言,它的双线结构,成为传奇创作的固定范式;它的曲律,成为名家曲谱选录的主要对象,也是人们谱曲作剧的直接依据;它在长期的演出过程中积淀起来的表演艺术,还使它成为演剧的典范,成为每一个演员必须学习的入门戏本;而每一种新的戏曲声腔兴起,往往从成功改编《琵琶记》等作品为开端。所以《琵琶记》在明清时期仍活跃于舞台,是戏曲史上传演最广的作品之一。《琵琶记》多达数十种的明代刊本,还表明它同时也是人们案头阅读的对象。从思想内容的影响而言,明代《五伦全备记》、《香囊记》等作品在表层意义上发展了“关风化”的口号;《浣纱记》和“临川四梦”等则间接地从“动人”和载道的内在意蕴中吸取了《琵琶记》的精华。整个明代戏曲,都可以看到《琵琶记》的印痕。所以后人称《琵琶记》为“词曲之祖”。从这个意义上说,《琵琶记》实为元代剧坛之殿军,明代戏曲之先声。
《琵琶记》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古典戏曲之一。早在19世纪,就先后有英文、法文、德文和拉丁文选译和介绍,20世纪30年代,还进入百老汇演出,颇受观众欢迎。
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沟渠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好心好意地对待你,你却无动于衷,毫不领情,.内心的失落感自然不言而喻。比喻自己的真心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和尊重。

《琵琶记》艺术上有哪些特色?
《琵琶记》因为是文人作品,艺术上显然精致成熟了很多。它一方面保留了民间文学的浑朴质实,同时又具有了诗的隽美和想像。高明对生活很有观察,比如赵五娘吃糠这场戏,写得非常真切深入。告求到的救命粮半路被里正抢走,害得五娘差点儿投井自尽。张公公接济的一点粮食又不够支持三个人活命。五娘只好让公婆吃米,自己吃糠。
高明 琵琶记 艺术成就、思想内容
高明,字则诚,自号菜根道人,瑞安(今属浙江)人。生卒年不详。其弟高旸生于大德十年(1306)左右,高明的生年当距此不久;卒年有至正十九年(1359)和明初两说。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是理学家黄潽的弟子。至正五年中进士后,先后任处州录事、江浙行省椽吏、浙东阃幕(统帅府)都事、福建行省都事等职,官声颇佳。晚年隐居于宁波城东的栋社,以词曲自娱。另有少量诗文传世。
从高明的诗文中,可以看到他对仕途险恶的认识和对田园生活的留恋,以及对民间疾苦的了解和同情。另外,他还写了些表彰孝子节妇的诗文。通过宣扬儒家传统道德来纠正“恶化”的风俗、调和社会矛盾,是高明的一种社会理想,也是他创作《琵琶记》的基础。在《琵琶记》的开场词中,作者批评一般的戏剧“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宣称“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表明他有意识地利用戏剧作为道德教化的工具。但在这前提下,他也触及了一些较为深刻的社会问题。
《琵琶记》在人物塑造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在人物心理刻划方面尤为突出。
蔡伯喈形象,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格和复杂心理;这种软弱性格与他恪守礼教伦理观念紧密相关。他努力按照伦理纲常行事,但封建伦理本身难周全的矛盾却使他无所适从。从君从父的伦理要求,使他难以违抗;家庭的灾难,又使他难辞其咎。所以他始终处于夹缝之中,难以两全。
另外,蔡伯喈也是有情有欲的。入赘相府的那一刻,他情不自禁,流露出 “喜书中今日,有女如玉”的喜悦;但他也确实思念前妻,牵挂父母,经常彷徨苦闷,忐忑难安。他想过弃官而归,又怕与“炙手可热”的牛相发生冲突,招来不测,只想等待三年任满,趁牛相“不提防”,‘双双两个归昼锦“。以为熬过一段时间,便可以既遂功名之愿,又可忠孝两全。其实,当他苦苦做着团聚终养之梦的时候,家中早已是支离破碎。可以说,正是优柔寡断、委曲求全的软弱性格,造成了蔡伯喈的人生悲剧。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不敢直面人生,不敢坚持意愿,不敢与不合理的现实作斗争,他们总是在压力面前回避退让,或是采取驼鸟式的方法自我安慰,或是在统治势力与封建伦理所允许的范围内寻找调和的办法,结果往往陷于悲剧的境地而难以自解。因此,蔡伯喈的形象,具有典型的意义。
赵五娘形象的刻划也比较成功。她善良朴素、刻苦耐劳,在饥荒年岁,典尽衣衫,自食糟糠,独力奉养公婆,后又营葬筑坟,忍受了常人无法承爱的磨难。在她身上,体现了古代中国妇女的优秀品德。《琵琶记》的难得之处,还在于它揭示出赵五娘的不幸,其实也是礼教纲常所造成的。赵五娘的初愿,是“偕老夫妻,长侍奉暮年姑舅”,甘守清贫的生活。但这位封建时代的小媳妇,无法把握自身的命运。像丈夫赴试这样的大事,她根本不得参与;她曾埋怨蔡公逼试,要拉伯喈去向蔡公劝说,但欲行又止,深怕被责“不贤”,被说要将丈夫“迷恋”。伯喈**赴试后,照看公婆的责任全部落在她的身上,使她落到了不得不做孝贤媳妇的境地:“也不索气苦,也不索气苦,既受托了苹蘩,有甚推辞?索性做个孝妇贤妻,也得名书青史,省了些闲凄楚!”礼教的熏陶,家庭的责任,使她不得不咬紧牙关,只能干脆以做个“孝妇”自解,“索性”两字,充分说明了她的无奈。然而,她的尽心尽力、自食糟糠的行为,如果公婆能够理解,犹可忍受;最不堪的是还要受到婆母的猜忌。蔡婆说:“亲的到底只是亲,亲生孩儿不留在家,今日着这媳妇供养你呵,前番骨自有些鲑菜,这几番只得些淡饭,教我怎的捱?更过几日,和惚也没有。”并对赵五娘诸多责备,甚至怀疑她独自在背地里偷吃过好食。面对内外交困的悲剧命运,赵五娘心力交瘁,苦不堪言。徐文长评云:“唉糟吃糠不难,吃婆怨气更难。”(引自《三先生合评本琵琶记》)因为礼法规定媳妇不得与婆母顶嘴,赵五娘纵然心中不平,“便埋冤杀了,也不敢分说”。她怨肠百结,只能对糟糠倾诉:
〔孝顺歌〕哎得我肚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嘎住。糠,遭砻被舂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探持。悄似*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出。(吃吐介)
〔前腔〕糠和米,本是两倚依,谁人簸扬你作两处飞?一贵与一贱,好似*家共夫婿,终无见期。丈夫,你便是米么,米在他方没寻处。*便是糠么,怎的把糠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教*,供给得公婆甘旨?
是朝廷“皇榜招贤”和公公逼试,将她与夫婿“簸扬作两处飞”;是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和小媳妇的处境,使她“遭砻被舂杵”,“吃尽控持”。这两支曲子,把赵五娘的苦楚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在《琵琶记》里,作者歌颂了赵五娘的 “有贞有烈”,守礼行孝,但以更多的笔墨,揭露了封建社会和伦理纲常给予女性的隐痛。这些也正是作者期待“知音君子另做眼儿看”的“动人”内涵。
《琵琶记》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成就,很值得我们注意。蔡伯喈和赵五娘形象的出现,说明在元代后期,戏剧舞台逐步摆脱了单线平涂的类型化的写法,注意多角度地展示人物个性和内心世界,在形象创作史上揭开了新一页。
《琵琶记》的戏剧冲突,也颇有特色。它的情节,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条写蔡伯喈离家后的件件遭遇;一条写赵五娘在家中的种种苦难。既集中笔力写蔡伯喈在荣华富贵的罗网中辗转无奈,又酣畅地写赵五娘饥寒交迫,陷入绝境,比较广阔展示出生活画面。在关目安排上,特别注意让两条线索交叉进行,让不同的生活场景对比衔接。例如前边写了蔡伯喈蟾宫折桂,杏园奉宴,志得意扬,后边接着写赵五娘典卖钗梳首饰,勉事姑嫜;前边写了蔡伯喈洞房花烛,“画堂中珠围翠拥”,后边接着写赵五娘自食糟糠,公婆愧悔自己误责媳妇,一亡一病;前边写蔡伯喈中秋赏月,“长空**,见婵娟可爱”,后边接着写赵五娘剪发买葬、罗裙包土埋葬公婆后,背着琵琶上京寻夫。贫富悬殊的情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使观众加深了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认识,在深切地同情赵五娘苦难的同时,体悟到封建伦理纲常的荼毒。另一方面,写蔡伯喈在锦衣玉食荣华的时候,时常忧心忡忡,既挂念穷困的家乡,又感受到宦海生涯的不易,“我穿着兹罗襕到拘索我不自在”,“手里拿着个战钦钦怕犯法的愁酒杯”。优裕闲适的环境与人物苦闷沉重的心态,也形成了鲜明的反衬。这些巧妙的安排,有助于加强整部戏的悲剧气氛,使人物性格呈现得更加鲜明。
在语言的运用方面,《琵琶记》最突出的成就,是能配合人物不同的处境以及两条戏剧线索的开展,运用两种不同风格的语言。赵五娘一线,语言**;蔡伯喈一线,词藻华丽。这表明作者充分注意到语言与环境、性格、心理的关系。同时,作为戏剧,《琵琶记》的语言也富于动作性。不少唱词、对白能与角色动作结合,成为蕴味深厚的潜台词。例如“琴诉荷池”一出,写蔡伯喈弹错了曲调,牛氏不悦,两人有一段对白:
〈生〉……这弦中不弹。〈贴〉这弦怎地不中?〈生〉当原是旧弦,俺弹得惯。这是新弦,俺弹不惯。〈贴〉旧弦在那里?〈生〉旧弦撇了多时。〈贴〉为甚撇了?〈生〉便是新弦难撇。〈介〉我心里只想着那旧弦。〈贴〉你撇又撇不得,罢罢!
新弦、旧弦,暗示旧妇与新妇。这段对白中,话里有话,一石二鸟,细腻地传达出他们的性格以及在规定情景中的神态。又如“赏月”一出,他们同在庭院里对月抒怀,风光旖旎,但“同一月也,出于牛氏之口者,言言欢悦;出于伯喈之口者,字字凄凉。一座两情,两情一事”,“所言之者,所寓者心”(李笠翁《闲情偶记》卷一)。通过唱词,让观众领略到戏中人物在同一场境中对立的心境。纯熟的语言技巧,使作品的戏剧性得到加强。
早期南戏大多出于市井艺人之手,艺术上比较粗糙,其文学性远逊于北杂剧。而《琵琶记》则借鉴和吸收了杂剧创作的文学成就,因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例如“临安感叹”、“糟糠自厌”、“祝发买葬”等大套曲文抒写人物心理的方式,可以说是《梧桐雨》、《汉宫秋》第四折因物起兴手法的延续。杂剧在元末虽然已经走向衰落,但元代的戏曲活动并未衰落,因为以《琵琶记》为代表的南戏继起了。《琵琶记》“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南词叙录》)。到了明代,《琵琶记》更成为人们仿效的典范。就形式而言,它的双线结构,成为传奇创作的固定范式;它的曲律,成为名家曲谱选录的主要对象,也是人们谱曲作剧的直接依据;它在长期的演出过程中积淀起来的表演艺术,还使它成为演剧的典范,成为每一个演员必须学习的入门戏本;而每一种新的戏曲声腔兴起,往往从成功改编《琵琶记》等作品为开端。所以《琵琶记》在明清时期仍活跃于舞台,是戏曲史上传演最广的作品之一。《琵琶记》多达数十种的明代刊本,还表明它同时也是人们案头阅读的对象。从思想内容的影响而言,明代《五伦全备记》、《香囊记》等作品在表层意义上发展了“关风化”的口号;《浣纱记》和“临川四梦”等则间接地从“动人”和载道的内在意蕴中吸取了《琵琶记》的精华。整个明代戏曲,都可以看到《琵琶记》的印痕。所以后人称《琵琶记》为“词曲之祖”。从这个意义上说,《琵琶记》实为元代剧坛之殿军,明代戏曲之先声。
《琵琶记》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古典戏曲之一。早在19世纪,就先后有英文、法文、德文和拉丁文选译和介绍,20世纪30年代,还进入百老汇演出,颇受观众欢迎。
戏曲琵琶记简介
故事情节
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新婚不久,恰逢朝廷开科取士,伯喈以父母年事已高,欲辞试留在家中,服侍父母。但蔡公不从,邻居张大公也在旁劝说。伯喈只好告别父母、妻子赴京试。应试及第,中了状元。牛丞相有一女未婚配,奉旨招新科状元为婿。伯喈以父母年迈,在家无人照顾,需回家尽孝为由,欲辞婚、辞官,但牛丞相与皇帝不允,强迫其滞留京城。自伯喈离家后,陈留连年遭受旱灾,五娘任劳任怨,尽服侍公婆,让公婆吃米,自己则背着公婆私下自咽糟糠。婆婆一时痛悔过甚而亡,蔡公 琵琶记
也死于饥荒。而伯喈被强赘入牛府后,终日思念父母。写信去陈留家中,信被拐儿骗走,致音信不通。一日,在书房弹琴抒发幽思,为牛氏听见,得知实情,告知父亲。牛丞相为女儿说服,遂派人去迎取伯喈父母、妻子来京。蔡公、蔡婆去世后,五娘祝发卖葬,罗裙包土,自筑坟墓。又亲手绘成公婆遗容,身背琵琶,沿路弹唱乞食,往京城寻夫。来京城,正遇弥陀寺**会,便往寺中募化求食,将公婆真容供于佛前。正逢伯喈也来寺中烧香,祈祷父母路上平安。见到父母真容,便拿回府中挂在书房内。五娘寻至牛府,被牛氏请至府内弹唱。五娘见牛氏贤淑,便将自己的身世告知牛氏。牛氏为让五娘与伯喈团聚,又怕伯喈不认,便让五娘来到书房,在公婆的真容上题诗暗喻。伯喈回府,见画上所题之诗,正欲问牛氏,牛氏便带五娘入内,夫妻遂得以团聚。五娘告知家中事情,伯喈悲痛至极,即刻上表辞官,回乡守孝。得到牛丞相的同意,伯喈遂携赵氏、牛氏同归故里,庐墓守孝。后皇帝卜诏,旌表蔡氏一门。
去陈留家中,信被拐儿骗走,致音信不通。一日,在书房弹琴抒发幽思,为牛氏听见,得知实情,告知父亲。牛丞相为女儿说服,遂派人去迎取伯喈父母、妻子来京。蔡公、蔡婆去世后,五娘祝发卖葬,罗裙包土,自筑坟墓。又亲手绘成公婆遗容,身背琵琶,沿路弹唱乞食,往京城寻夫。来京城,正遇弥陀寺**会,便往寺中募化求食,将公婆真容供于佛前。正逢伯喈也来寺中烧香,祈祷父母路上平安。见到父母真容,便拿回府中挂在书房内。五娘寻至牛府,被牛氏请至府内弹唱。五娘见牛氏贤淑,便将自己的身世告知牛氏。牛氏为让五娘与伯喈团聚,又怕伯喈不认,便让五娘来到书房,在公婆的真容上题诗暗喻。伯喈回府,见画上所题之诗,正欲问牛氏,牛氏便带五娘入内,夫妻遂得以团聚。五娘告知家中事情,伯喈悲痛至极,即刻上表辞官,回乡守孝。得到牛丞相的同意,伯喈遂携赵氏、牛氏同归故里,庐墓守孝。后皇帝卜诏,旌表蔡氏一门。高明四十岁左右中了进士,在杭州等地作过小官。后来隐居在宁波城东的栎社镇,《琵琶记》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他的剧作除《琵琶记》外,还有《闵子骞单衣记》,已佚。
琵琶记》的前身是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据记载,其情节大致写蔡二郎应举,考中了状元,他贪恋功名利禄,抛弃双亲和妻子,入赘相府。其妻赵贞女在饥荒之年,独力支撑门户,赡养公婆,竭尽孝道。公婆死后,她以罗裙包土,修筑坟茔,然后身背琵琶,上京寻夫。可是蔡二郎不仅不肯相认,竟还放马踩踹,致使神天震怒。最后,蔡二郎被暴雷轰死。 宋代戏文所写的蔡二郎,亦称蔡中郎,也就是汉代著名文士蔡邕,字伯喈。戏中所写的情况,只是出于民间传说。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诗中说: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可见该故事流传之广。类似这种题材,在宋代说话、鼓词、诸宫调、杂剧等民间伎艺中,还有《王魁负桂英》、《陈叔文三负心》、《王宗道负心》等。这表明书生负心婚变现象在当时相当普遍,书生贪新弃旧、攀龙附凤的行为尤其受到市民阶层的关注。 《琵琶记》基本上继承了《赵贞女》故事的框架。它保留了赵贞女的“有贞有烈”,但对蔡伯喈的形象作了全面的改造,让他成为“全忠全孝”的书生。为了终养年迈的父母,他本来并不热衷于功名,只是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这“三不从”导致一连串的不幸,落得个“可惜二亲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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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记》的思想性应当如何评价
很开心为你解答,希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