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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评价手册课后阅读答案

1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这是一篇描写童年生活的散文，收在鲁迅的《朝花夕拾》当中。这部集子收录的都是他回忆童年生活的文章。

从文章题目可以看出，本文包括两个部分，两部分之间表现了作者由童年的游戏、玩乐到长大读书的成长过程。

作者先从百草园生活写起，点出那里曾经是“我的乐园”。为什么说是“我的乐园”呢？“不必说……也不必说……单是……”这一句式将儿童眼中百草园的无限趣味全都包容其中了。油蛉、蟋蟀、蜈蚣、**，还有何首乌，等等，这些看似毫无趣味的小东西，在作者的眼里却充满了勃勃生机，更不用说那些在一般人眼中也有无限情趣的东西了。虽然这么有意思，但是有一处谁都不敢去，是什么地方呢？这就是长着很长的草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于是，作者又自然而然地引出了长妈妈讲的**蛇的故事。故事本身虽然让人有点害怕，有点担心，却强烈地吸引着孩子们，引发了他们的好奇心，也给百草园增添了几许神秘色彩。百草园的冬天又是怎样的呢？“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于是作者又想到雪地里捕鸟，那快乐、那情趣，自在其中了。这是百草园的生活，作者抓住“我的乐园”来写，满溢着生机和活力。

慢慢地，“我”长大了，家里人要送“我”去读书，“我”不得不离开“我的乐园”了。这里，作者用一个过渡段，巧妙地将自己的百草园生活过渡到了随先生读书的学习生涯。

文章接着写在三味书屋的读书生活。鲁迅曾经在三味书屋生活了7年，他对当年三味书屋的陈设记忆犹新，对老师的“和蔼”、自己的“恭敬”历历在目，从中不难体会到他对这段生活的深情。这一部分，作者选取了几个片段，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私塾教育的若干侧面。从先生来说，一是知识渊博，但拒绝回答“怪哉”一类的问题；二是教学认真，不断增加教学内容，读书很投入，但不太束缚也基本上不体罚学生。从学生来说，一是敬慕老师的渊博，喜欢提问，愿意了解新知；二是一有机会便跑出去玩，寻找读书以外的乐趣；三是趁老师读书入神，在座位上做各种游戏、画画儿等。从这几个片段不难看出，当时的私塾教育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严厉，孩子们还是有相当多的自由的。

第二段的写景，非常精彩。第一，既抓住事物的特点，又符合儿童的心理。石井栏之所以“光滑”，是因为井经过了常年累月的使用；之所以知道它“光滑”，是因为童年的鲁迅多次好奇地摸过它。说黄蜂“肥胖”，不仅是它的体态较别的昆虫肥大，而且体现了儿童特别的感觉。叫天子忽然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也不单写出这种鸟儿的机灵轻捷，还表现出儿童的羡意。至于写油蛉“低唱”、蟋蟀“弹琴”，更是儿童特有的感受。第二，形、声、色、味俱全，春、夏、秋景皆备。菜畦的“碧绿”，桑葚的“紫红”、菜花和蜂的“黄”是写颜色，“肥胖”“高大”“臃肿”“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是写形状，这两者都从视觉上写；鸣蝉的“长吟”，蟋蟀的“弹琴”，是从听觉上写；覆盆子“又酸又甜”写的是味觉：这真叫有声有色、有滋有味。这里实际上包括了春、夏、秋三个季节的景物，桑葚、菜花是春末的，蝉鸣在盛夏，蟋蟀到秋天才叫；这与下文写到的冬天的百草园合起来成为完整的四季图，可见作者构思的精巧。第三，层次井然，条理分明。先用两句“不必说……”写百草园整体，再写局部的“泥墙根一带”，这是一种顺序。第一个“不必说”由低到高写静物，第二个“不必说”由高到低写动物，这又是一种顺序。整体是从植物写到动物，局部是从动物写到植物，这又是一种顺序。这几种顺序配合起来，使写景不仅有序，而且活泼多姿。

本文善于联想。作者写何首乌根而联想到成仙，写传说的赤练蛇联想到长妈妈讲**蛇的故事，写捕鸟便提到闰土的父亲，写学生读书而提到先生读书等。这些必要的联想，使文章放得开，富有情趣，又收得拢，为表现中心服务，也使文章更加生动活泼，多姿多彩。

二、问题研究

1．本文写“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的两部分之间是什么关系？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对于这个问题，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两部分是对比关系，用百草园自由快乐的生活同三味书屋枯燥陈腐的生活相对比，一个是多么适合儿童心理，表现了儿童的广泛的生活乐趣，一个是多么妨碍儿童身心的发展，表现了儿童对它的厌恶。另一种看法认为，两部分是衬托关系，用自由欢乐的百草园生活来衬托枯燥无味的三味书屋生活，以批判封建教育制度对儿童的束缚和损害。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两部分是和谐统一的关系，贯穿全文的，是甜美的欢乐的回忆，是对自然的爱和对知识的追求，是一颗天真调皮的童心，这是这篇散文的意境美和韵味美之所在。

对本文结构的不同理解，实际上表现了对文章主题思想的不同理解。对文章的主题思想，可以允许有不同理解，只要言之成理就行。

2．为什么要写**蛇的故事？

**蛇的故事本来与文中提到的百草园中的赤练蛇毫无关系，但作者却由此生发联想。对于为什么要写这一内容，历来看法不一。有的说是表现长***迷信思想，有的说是寄托善良****的愿望，有的说表现百草园里存在着恶毒的事物。教学时可以撇开这些不同的观点，重点让学生想一想：童年鲁迅对这个故事是不是很感兴趣？是从哪些地方看出来的？这一联想对作者阐述百草园是“我的乐园”是否有帮助？最后让学生明白：不管别人的争论如何，有一点可以看出，**蛇的故事深深地吸引着“我”，使“我”得到一些教训，悟出一些道理，同时也给百草园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

3．童年鲁迅对本文所提到的先生是什么态度？

主要是敬慕先生，对他渊博的知识感到信服。同时也很爱他，因为学生虽然很调皮，很贪玩，但先生很少体罚他们，通常总不过是瞪瞪眼睛而已。

练习说明

一、按照要求阅读课文，讨论下面的问题。

本题要求学生在读懂全文的基础上，从整体上感知文章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引导学生了解阅读文章的一些技巧和步骤。首先是读题目，看看题目能给我们阅读提供哪些信息；然后在阅读全文的基础上，了解文章的结构和主要内容；最后再整体把握作者的主要观点或感情。

1．本文题为“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你从这个题目得到了哪些信息？

“从……到……”表示这篇文章大致包括两部分，同时也告诉我们文章前后两部分的内容。

2．快速阅读课文，分别找出写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两部分的起止语句以及中间的过渡段。

从开始“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到中间“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是写百草园的部分；从“出门向东”到文章结尾“这东西早已没有了吧”是写三味书屋的部分；中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是两部分之间的过渡段。

3．细读课文，边读边把前后两部分联系起来思考，讨论：这篇文章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下面三种说法可供参考。

①用百草园的自由快乐衬托三味书屋的枯燥无味，揭露和批判封建腐朽、脱离儿童实际的私塾教育。

②用百草园的自由快乐同三味书屋的枯燥无味作对比，表现了儿童热爱大自然、喜欢自由快乐生活的心理，同时对束缚儿童身心发展的封建教育表示不满。

③通过对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的回忆，表现作者儿童时代对自然的热爱，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天真、幼稚、欢乐的心理。

这道练习旨在帮助学生从整体与部分的结合上把握文章的主题思想。由于课文内容复杂，初一学生难以理解得很深刻。只要有所理解，也就达到目的了。

这三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学生无论赞成哪种说法，都要给予适当肯定。第一种说法，根据是鲁迅在不止一篇文章中批判过封建私塾教育的陈腐，扼杀儿童天性。即使在本文中，也写到私塾生活的呆板、枯燥。第二种说法，是对第一种说法的修正，比第一种说法合理些。第三种说法，最易为现在的人们接受，似乎最为合理。理由可参见“有关资料”。

二、揣摩下面的文字，回答括号中的问题。

本练习旨在引导学生能够根据上下文弄懂语句的意思，理解文章的内容，体会文章的语意重点。

1．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不必说……也不必说……单是……”中哪个内容是强调的重点？请你仿写一段话。）

“单是”以后的内容是作者强调的重点。

2．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吧，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吧，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吧，……

（“我”到底知道不知道被送到私塾去的原因呢？你是从哪些词语看出来的？）

“我”不知道被送到私塾的原因，因为说到原因时是用表示猜测语气的“也许”。

三、下面这段话中连续使用了一系列动词，准确地描述了雪地捕鸟的过程。仔细品味，然后自己写一段话，或叙述做某个游戏的过程、或描写蚂蚁搬家的经过，也试着用上一系列动词。

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

本题是从课内向课外的延伸练习。要引导学生在体会这段话准确使用动词的基础上，学着用一系列动词准确地描述一个游戏。可以用题目中提出的那些游戏，也可以自行选择游戏。

教学建议

一、教师在课前可简明扼要地介绍鲁迅生平，结合鲁迅童年生活讲述与课文有关的部分，自然导入对课文的分析，引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也可从反映鲁迅童年生活的一组散文（收在《朝花夕拾》中）引出本文的教学。让学生想一想：文中的生活经历在童年鲁迅的成长过程中可能会有哪些影响？

二、课文容量大，难点多，但用于教学的课时却有限，这就要求处理好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的关系，对教学难点的处理更要多斟酌。描写三味书屋的部分是教学难点。难在两点：一是对这部分内容的理解困难，二是有些难解的词语。关于内容，主要是有些分歧意见。只要是从课文本身出发，联系时代背景和作者思想全面考虑，见解不同是正常的。教师适当引导，学生理解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了。

三、本文的写景极为精妙，此中笔法，学生未必都能一一学会。但写景的基本原则和常用手法，诸如要抓住事物特点，有恰当的顺序等，应该指导学生掌握。另外，“此文景是儿童心理的景，情是儿童心理的情”（李何林语），从语言入手理解课文中的写景和抒情，学生是能够接受的。

四、“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等语是作者有意讽刺当时社会上那些“正人君子”的，但说得较含蓄，学生不易理解，但这并不妨碍对课文主要内容的理解，对这类句子不必过多讲解。

有关资料

一、《朝花夕拾》小引（鲁迅）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

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

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鲁迅于广州白云楼记。

（选自《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二、关于三味书屋

三味书屋是鲁迅先生幼年读书的地方。他于12岁那年到这里上学。第二年秋后，因祖父下狱，少年鲁迅离家去绍兴农村——皇甫庄、小皋埠避难，故学业中断。1894年夏间回家，仍返三味书屋。这样一直到大约1898年往南京水师学堂学习前半年才离开，首尾竟达六年……

这里的一切都保存得十分完好，仍旧如鲁迅回忆时写的那样：“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这匾和画，解放前曾散失，解放后，*派干部想尽办法才找回来。当年和鲁迅一道念书的同学，解放初还有周梅卿、章祥耀、王福林三位健在，按照这三位老同学的回忆，三味书屋恢复了原来的布置。屋子里，好像是中国旧式的客厅，这在今天的青少年看来，是会感到奇特的。学生的座位一共有11个；鲁迅的座位排在北墙边，是一张带抽屉的长方形桌子，桌子后面放着一张略嫌低些的椅子。这儿光线很暗，空气也显得潮湿。他的书桌右角，至今还刻有一个约一寸见方的“早”字，刀法简朴挺直，它是鲁迅幼年手刻的一件极为珍贵的木刻文物。至于它的来历，据说是这样的：有一天，鲁迅上学迟到了，受到塾师的责备，他就用小刀刻下了这个方方正正的“早”字，来督促自己。从此，他再也没有迟到过。

三、关于私塾

私塾乃我国古代私人所设立的教学场所。它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传播祖国文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启蒙儿童，使学童在读书识理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

私塾的学生多六岁启蒙。学生入学不必经过入学考试，一般只需征得先生同意，并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圣像前恭立，向孔老夫子和先生各磕一个头或作一个揖后，即可取得入学的资格。私塾规模一般不大，收学生多者二十余人，少者数人。私塾对学生的入学年龄、学习内容及教学水平等，均无统一的要求和规定。

就私塾的教材而言，有我国古代通行的蒙养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以及《女儿经》《教儿经》《童蒙须知》等等，学生进一步则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其教学内容以识字习字为主，还十分重视学诗作对。

私塾的教学时数，一般因人因时而灵活掌握，可分为两类：“短学”与“长学”。教学时间短的称为“短学”，一般是一至三个月不等，家长对这种私塾要求不高，只求学生日后能识些字、能记账、能写对联即可。而“长学”每年农历正月半开馆，到冬月才散馆，其“长”的含义，一是指私塾的先生有名望，其教龄也长，二是指学生学习的时间长，学习的内容也多。

至于私塾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在蒙养教育阶段，十分注重蒙童的教养教育，强调蒙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如对蒙童的行为礼节，像着衣、叉手、作揖、行路、视听等都有严格的具体规定，为我国教育的传统。在教学方法上，先生完全采用注入式。讲课时，先生正襟危坐，学生依次把书放在先生的桌上，然后侍立一旁，恭听先生圈点口哼，讲毕，命学生复述。其后学生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朗读。凡先生规定朗读之书，学生须一律背诵。另外，私塾中体罚盛行，遇上粗心或调皮的学生，先生经常揪学生的脸皮和耳朵、**心等。

四、对本文主题的分歧意见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主题是什么？众说纷纭。就其主要分歧来说：一种意见认为，本文的主题在于批判封建教育制度。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在于批判封建教育制度。

1．主题在于批判封建教育制度

李何林认为：本篇的中心思想是揭露和批判封建腐朽、脱离儿童实际的私塾教育，用乐园似的百草园生活来和*森、冷酷、枯燥、陈腐的三味书屋相对比，一个是多么适合儿童心理，表现了儿童的广阔的生活乐趣；一个是多么妨碍儿童身心的发展：像《论语》《幼学琼林》《周易》《尚书》这些宣扬封建毒素的古书，艰深难懂，逼着学生死记硬背，不懂也不能问。

重点在批判封建教育，揭露私塾残害儿童的身心发展，但百草园毕竟不是学校，不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课堂，不过是能引起儿童乐趣的地方，所以这不是写两个课堂。

作者写这个私塾老先生，说“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这是传言，并不是作者的看法。作者的看法已渗透在全篇的叙述中：通过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的生动的对比；通过对这位老先生一面教学生死读书、读死书，一面自己在课堂上摇头晃脑地欣赏无聊文章的描写；特别是通过写学生按规矩如何先拜孔子后拜他，鲁迅如何抱着求知的渴望和仰慕的心情拿天真的问题去请教他，而碰了一鼻子灰……说明了他是一个体现孔孟之道的、不学无术的典型腐儒。不过作者还不是把他写得很凶。他对学生也“大叫”“瞪眼”“怒斥”，偶尔也打“戒尺”“罚跪”，但这些都不常用。对这位老先生，作者是用轻松幽默的笔调予以揭露。

这篇散文不仅写景细致，且景中有情。景是儿童心理的景，情是儿童心理的情，使读者感到此情此景亲切可爱：使人爱文中的景，更爱景中的情，更爱有这种天真感情的儿童，从而也就更憎恶夺去儿童“好景”的封建教育。

（选自李何林《北京市中学语文课本中十五篇鲁迅作品的问题试答》，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雪步认为：“作者通过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儿童时代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描写，所表达的主题则是揭露和批判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教育制度，从而表现了鲁迅对封建社会及其教育制度的彻底否定。”

（选自山东师院聊城分院中文系、图书馆编《鲁迅教学手册》）

2．主题不在于批判封建教育制度（张硕城）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主题思想，历来的概括是：通过百草园自由快乐的生活和三味书屋里枯燥无味的生活相比，表现了儿童热爱大自然，追求自由快乐的心理，批判了封建教育制度对儿童的束缚和损害。这一概括，源于许钦文《语文课中鲁迅作品的教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61年），为历年来的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资料所沿袭。

笔者认为，这一概括的前半部分是正确的；后半部分则不符合作品实际，也不符合鲁迅的创作本意。这篇散文，没有批判封建教育制度的意旨。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朝花夕拾》中的一篇（原题《旧事重提》之六）。对于《朝花夕拾》全集的写作缘起和本意，鲁迅有过明确的说明。他在《朝花夕拾·小引》中说道，这本散文集是在北京至厦门这段时间写的，在广州编定。其时正是鲁迅生活中最辗转流徙，心情最苦闷的时候。为了“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鲁迅只能借回忆旧时的美好的事物，来排除目前的苦闷，寻一点“闲静”，寄一丝安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正是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楼上写的，当时他“是被学者们挤出了集团之后”，只好借这样一朵儿时的“小花”，来排遣寂寞。这是一。第二，《小引》还说明，原来集名是《旧事重提》，编定时，“我还替它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这一改动，是为了更符合这组散文的内容实际。因为，在苦闷失望中的鲁迅，当时常常回忆起儿时的故乡的瓜果。这组散文，正是浸透着儿时故乡瓜果的清新甜美的滋味的小品，就像鲁迅书桌上的那盆“水横枝”，树叶青葱得可爱。所以鲁迅把这美好的回忆散文，比做一组晨光里绽开的花朵。拾来自赏、**，而并不是直接为了战斗。可以说，《朝花夕拾》是一曲少年时代生活的恋歌，而不是投向敌人的投*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其中的一篇，它的创作思想不可能游离于《朝花夕拾》之外。

从作品的实际内容来看，也看不到批判封建教育的意思。首先，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的前后描写无法形成所谓“相比”或“对照”，它们在叙述格调上是浑然一体，前后一致的，不存在褒前贬后的问题。百草园生活的描写自不必说，是何等欢乐，天真。三味书屋的生活描写又何尝不是这样。作者描写刚到书屋时对里头的陈设布置首先就充满着新奇的情感，那“黑油的竹门”，“三味书屋”的大匾，“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的画幅，那没有孔子牌位的拜孔子和拜先生仪式，对未脱孩提稚气的鲁迅，充满着一种不同于百草园戏耍的新鲜感。假如说，百草园是令人留恋的，那么进了三味书屋，则又使他的好奇心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当然，“何曰怪哉”之类的好奇，是不可能从先生口中或书上得到解答的，但作者写到这些时，并不认为这是对儿童的束缚，只是说“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并认为先生是一定懂得的，只不过不愿说。接着，描写了读书生活中的乐趣。“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人声鼎沸”，“先生自己也念”，而他在念书时，“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这些描写，同样是充满着欢乐、天真的笔调，一种怀着成年人回顾儿童们放声唱读的乐趣，一种从老先生略带迂腐的神态中品出的幽默，交织在文章之中，给人以欢乐、风趣的欣赏效果。这里怎么看得出“枯燥无味”的气息？哪里有批判或贬抑的格调呢？即使是写到戒尺、罚跪这些封建师道的象征品时，作者也是以一种轻松的口吻写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连续两个“不常用”和一个“总不过”，还不足以反映出作者对三味书屋的态度吗？至于写到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小花园以及儿童们在园中的戏耍，写到上课时**在下面玩纸盔甲，画画儿，就同写百草园欢乐生活更无二致。直到文章结尾，作者还以自己在三味书屋中画画的成绩而自豪，为这些画儿的卖掉而惋惜，在这惋惜之中，我们不是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三味书屋生活的留恋和依依之情吗？从上述所举的这些描写笔调和内容来看，说作者是在批判三味书屋中的封建教育对儿童的束缚，实在有点离题**。

从作者对两个人物的描写中，我们也看不出褒贬对照的色彩。长妈妈以她的慈爱和动人的故事，赢得了儿童鲁迅的爱；先生则以他的品行“方正、质朴、博学”以及对学生的宽宥获得了少年鲁迅的崇敬。文章是这样描写先生的：他对学生和蔼，开始严厉，后来就好起来。学生溜出花园去玩，并不是不可以，只是去的人 “太多”“太久”，就不行了。他不屑于回答“何曰怪哉”之类的怪题，但也不轻易体罚学生，在学生不听话时，“普通总不过瞪几眼”。他有点旧书生的迂腐，但是，这并没有给学生带来一点恶感，更没有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恐惧的*影。因此，从作品对三味书屋先生的描写中，也看不出作者有批判封建教育的意思。

应该说，贯穿《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全文的，是甜美的欢乐的回忆，是一颗天真调皮的童心，这就是这篇散文的意境美和韵味美之所在。依照某种主观需要，凡持**的文艺家的作品都必带“**味”的偏见，凭空地把它附会为批判封建教育，把它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作为对照割裂开来，不仅破坏了这篇作品整体的和谐统一，也破坏了它的诗意。因此，《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主题思想应该是：通过对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美好生活的回忆，表现儿童热爱自然，追求新鲜知识，天真幼稚、欢乐的心理。

怎样做“历史研究”

表面看来，调查研究、实验研究或哲学研究比历史研究更能显示其现实意义。不过，历史研究依然有其独特的魅力。与哲学研究相比，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哲学研究止于思辨和教训，容易“徒托空言”，而历史研究因其叙述历史事实而更容易显示出“深切著明”的效应。[1]与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相比，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历史研究所面对的研究对象是比较稳定的文本。它既不像实验研究那样容易受无关因素的干扰，也不像调查研究那样因缺乏资料而无话可说。而且，从历史研究的视角来看，“现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见得调查研究的对象就是现实的而历史研究的对象就一定是“过去”的。相反，一切“现代”都正在成为过去，而一切历史都可以理解为当代史。
从研究的主题来看，历史研究可分为思想史研究、制度史研究（或改革实践史）和学术史研究三种。而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历史研究可分为历史的考证研究、历史的叙事研究和历史的解释研究。
历史的考证研究和历史的叙事研究其实就是历史的调查研究，可统称为历史的实证研究。一般意义上的调查是对“当下的事件”的调查，而历史的考证研究和历史的叙事研究是对“过去的事件”的调查。
历史的解释研究在面对历史事实（主要是历史文献）时，它更多地依赖于研究者个人的判断及其所选择的视角。不同的研究者总是能够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不同的解释，这使解释研究不可能像其他实证研究如调查研究、实验研究那样显示出“毋庸置疑”的客观性。但是，历史的解释研究在提出解释时仍然重视解释的理由和证据，以便使自己的解释令人信服。就此而言，历史的解释研究也有某种实证研究的含量而并非任意、任性地随意发挥。




通过本章的学习，你将能够

●了解历史的考证研究的三个主要途径；
●掌握历史的发生学研究的三个主要途径；
●学会使用历史的话语分析法，掌握历史的话语分析的三个主要方法；
●学会使用历史人类学研究法；
●理解传统的解释学研究与隐微解释学研究的主要差异；
●理解历史的述评研究的技巧及容易出现的问题；
●掌握必要的翻译技巧；
●掌握隐微解释学研究的三个技巧并理解“解释学的三个自信”；
●学会历史的比较研究。
中外历史研究几乎都有重视史料考证的传统。中国有“乾嘉学派”，西方有“兰克学派”。中国史学界在18世纪已经兴起“考证”之风。乾隆、嘉庆两朝，迄于道光中叶的百余年间，朴实的经史考证成为学术主流，时人“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形成“乾嘉学派”（也称为“考据学派”）。[2]“清代是校勘硕果累累，校勘学**形成的时期。”[3]当时出现一大批从事校勘、版本、目录研究学者。[4]发展至戴震（1724～1777）、章学诚（1738～1801）等人那里，“乾嘉学派遂臻于鼎盛”。
西方史学界重视史料考证的传统并非始于德国史学家兰克（L. Ranke，1795～1886），但兰克为这个传统制定了严格的考订与批判的方法，并发展成一个学派。“兰克学派”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它倡导“史学即史料学”的实证**史学，因为，“兰克本人既没有说过此话，他的著作也绝非史料的编排”。相反，兰克本人一直相信“历史背后的精神力量”，他甚至会在其著作中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评论。他的著作隐含了他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倾向。“兰克学派”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追求“如是直言”而不重视写作的艺术。相反，“他的史笔，从容流畅，且有音乐节奏，……他从不讳言史家需要艺术天才和造诣，他一直认为大气磅礴的叙事，仍是史家的重要任务。他的书不仅仅为专家而写，也可供非专业者阅读。”[5]兰克学派的真正贡献在于：它不仅收集和利用档案资料，而且辨别档案文献的真伪，强调在引用史料之前，必须进行严格的史料辨伪或史料批判。1886年兰克去世，3年后德国史学家伯伦汉（E. Bernheim，1850~1942，兰克的再传弟子）总结兰克的史料辨伪方法，出版《史学方**》。兰克学派所强调的史料辨伪对后来的史学发生了持久的影响。即便后来出现的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对兰克学派提出批判[6]，但是，年鉴学派或新史学也依然重视考据。其差异只在于，年鉴学派或新史学更重视社会经济史、文化史而不赞成兰克学派只强调**史以及相关的宗教史和外交史的研究。[7]
至**初年，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结合中国“乾嘉学派”的传统和西方兰克学派的精神而倡导史料的考证与辨伪，一度兴起“古史辨派”（也可称为“古史辨伪”）。[8]考证研究看似与现实无关或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但是，它往往为相关的思想史研究或制度史研究以及哲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证据。学术研究可以因此而避免以讹传讹。
史料考证的主要方法是比较。根据比较所采用的材料来看，考证研究可分为校勘法和三重证据法。考据是历史研究的必要工具，但是，在义理和考据之间，义理优先于考据。

一、校勘法
校勘是寻找适合阅读的文献、做注释或参考文献以及撰写文献综述的前提条件。与之相关的研究包括版本学研究和目录学研究。
（一）校勘与校勘学
有关校勘的系统研究，称为“校勘学”。狭义的校勘就是“用本子互勘” [9]，以便发现同一部书的错误、错漏，然后订正。也有人认为，校勘学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发现错误，二是改正，三是证明所改不误。”[10]
校勘既可以作为历史研究中的辅助方法，也可以作为**的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领域，**的校勘研究似乎并不多见，但在编辑教育著作或引用他人的文献时，需要基本的校勘而且需要有一定的校勘技巧。比如，在编辑和整理杜威的早期、中期和晚期著作时，编者特别强调了“文本的校勘原则和程序”。[11]又如，有研究者对有关拉伊（W. Lay，1862～1926）的“实验教育学”的相关简述及其版本做了校勘，发现大量以讹传讹的错误（见案例6-1）[12]。


案例6-1：拉伊和他的实验教育学

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他的《实验教学论》。这本书1905年推出第2版，1910年推出第3版。迄今未见中译本。他在1908年出版了他的《实验教育学》，1912年和1918年分别推出第2版和第3版。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1996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再次出版中译本。
在我国建国以前，比如，钱歌川的《现代教育学说》正确地指出了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实验教授学》，1908年出版了《实验教育学》。雷通群在其《西洋教育通史》中说，拉伊于1903年著《实验教授学》，但未及《实验教育学》。
然而，如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的《教育大辞书》中的“拉伊”目说，“1903年，发表《实验教育学》一书”；其“实验教授学”目，说“实验教授学之名词，始于拉伊所著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03)一书”。又如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的《现代西洋教育史》说，在1903年，始才公布他的《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Didaktik)；又提到“《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12”。把拉伊的两本书搞成一瓶浆糊了！建国以后、我国一些教育类工具书、教育理论和教育历史的书籍，搞错了的确实不少，比如：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教育实验学》第2页，说“另一位德国教育家拉伊1903年写出了《实验教育学》一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第259页，说“拉伊于1903年写成《实验教育学》一书”。……之所以如此缕述拉伊的《实验教学论》和《实验教育学》两本著作及其出版年份，是因为感到“以讹传讹”实在太多了！

（二）校勘学与版本学、目录学
传统的校勘学主要是指对古籍的校勘，它与版本学、目录学相关，三者一起构成“古典文献学”。[13]版本学侧重研究各种版本的源流（发生和传播）、差异、优劣及其演变规律，并以此为校勘提供基础；目录学侧重书名、卷数、页码、作者、版刻以及索引和提要。[14]而在实际的操作中，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三者往往相互支持、彼此呼应。广义的校勘学包括了版本学和目录学。[15]也因此有人统称之为“目录版本校勘学”[16]或“版本目录学”。[17]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领域卓有成就者，被称为“版本目录学家”或“校雠学家”。[18]这样看来，校勘包括了史料辨伪。[19]中国近代兴起的“古史辨伪”，也可以视为广义的校勘和校勘学的一个部分。[20]
在现代学术研究领域，很少有学者被称为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或校勘学家，也很少有学者被称为“版本目录学家”或“古典文献学家”。但是，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的相关知识和技术一起浓缩为“现代文献学”或“历史文献学”。[21]与之相关的“文献研究”以及“文献综述”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校勘的时机
并非所有的研究都需要校勘，但是，当研究者遇到以下情境时，则需要做必要的校勘，以免出现学术研究中的“低级错误”。
第一，在阅读文献时，需要在不同版本之间做出选择。如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的开篇所提示：“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读书不知道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22]一般而言，可以通过考察文献的目录、导言、注释以及参考文献来对文献的质量做一个整体的评估。然后，在比较不同版本的基础上进行选择。
第二，在引用文献时，如果同一著作或论文有多种版本，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选择高质量的版本。
第三，在引用文献时，如果发现所引用的文字不顺畅，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确认原文是否准确。
第四，在转引他人的文献时，需要确认所转引的文献是否准确。比如，在讨论柏拉图的“灵魂马车”比喻时，不少研究者的引文与注释出现错误[23]：一是引文与原来的译文不符。二是注释错误，标示的页码与原来的译文不符。[24]又如，Rudduck, J.和Hopkins, D.在其主编的Research as a Basis for Teaching: Reading from the work of Lawrence Stenhouse中引用了Stenhouse的What Counts as Research，其注释所标注的出处是错误的。类似的错误同时也说明，应该引用原始文献而不得转引他人文献或“文摘”式的文献，除非研究者经过努力之后实在无法获得原始文献才可以采用转引。如果发现某份文献与原始文献摆放在一起可以起到“互文阅读”的效果，则可以在注释中同时列出原始文献和转引的文献。这样做的前提是，需要对转引的文献与原始文献做一些校勘，以便确认转引的文献是否准确。
第五，如果同一著作出现多个版本，则需要以校勘的方式确认版本的质量，一般而言，专业出版社的版本比较可信，而商业出版机构出版的作品需要警惕。本领域的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文献比较可信，而没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文献则可能难登“大雅之堂”。若同一文献出现多种资料集，应尽量使用最早的版本或选编校勘精良的版本。
第六，如果同一著作出现了多种译本，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比较译本的质量以便选择优质的译本。
第七，如果同一著作出现了多次修订版，则尽可能采用最新的版本，不过，也可以通过校勘的方式确认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以便选用合适的版本。
第八，如果引用译本，则需要对原文与译**必要的校勘，以便确认译文的质量。如果发现译文的语义不顺畅，则立刻进入校勘状态。

二、两重证据法
如果把校勘理解为“用本子互勘”，那么，这种考据的方法仍然是以文本为单一的证据，有人称之为“以文献考证文献”、“以古书论古书”。[25]除了“用本子互勘”这种“单一”证据之外，还有两重证据法和三重证据法。
两重证据法主要指王国维所使用的**的考古材料与地上的古书材料互勘的方法。在王国维看来：“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之新材料。……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26]有人称之为“物质与经籍证成一片”或“**纸上打成一片”法。[27]
其实，王国维的考证并不止于“两重证据”，陈寅恪将王国维的治史方法归纳为“三目法”：一是“取**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相当于王国维本人所说的“两重证据法”。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28]
不过，有关王国维的“三目法”更适合用来概括陈寅恪本人的治史方法。王国维在史学方法上的突破主要限于两个方面：一是**的考古资料与地上的文本资料相互印证，比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二是哲学视角尤其是西方哲学的视角与历史文本的相互印证，比如用叔本华哲学视角研究《红楼梦》。但是，王国维本人外语水平有限（仅通晓日语和英语），很难做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真正能够熟练使用这个方法的正是陈寅恪本人。据说，陈寅恪能熟练使用的外文有十六七种[29]，尤其精研“梵语”，这为陈寅恪采用“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相互印证提供了重要的工具。陈寅恪后来也利用自己的外语优势更正了王国维书中的某些错误。[30]
除了采用“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相互印证之外，陈寅恪还采用了以诗证史的“诗史互证法”。采用此种方法的典型作品是《柳如是别传》。
如果说王国维的史学方法的两个特色是考古学与文献学的互证以及哲学视角与史料的互证，那么，陈寅恪的史学方法的两个特色则是“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的互证以及“诗史互证”。

有哪些值得推荐的道家学派书籍

道家创始人老子生卒年不详。自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隐没后，其继承弟子有庚桑楚、关尹、列御寇、杨朱等人，而代表人物为庄子。道家名著有《老子》、《庄子》、《列子》、《皇极经世》、《文 子》、《田子》、《黄帝四经》、《老莱子》等书。道家是古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学派。《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创始人老子死后，道家主要沿两条路线继续发展，一条是“无为**”的**学，盛行于战国和西汉初期的黄老学派，这派主张“无为而治”，另一条是“任自然”的人生哲学，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老庄学派。道家思想，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占据了极重要的地位。老子曾为周守藏室之史。收藏室不但收藏了周朝和武王前周人的书籍、史官记载、珍宝物品，还有一百多大小诸侯国的历史文字、上古遗书、各国的供奉，记载了各氏族渊源，夏商遗民遗物。我们都知道大禹所制的九鼎，也在这里。老子在这里，接触到了大量的当时和上古的遗书，为他的思想打下了基础。华夏文明肇始于伏羲，兴盛于黄帝，那时的文化是一种巫史的文化，产生了易的思想，由此衍生出的，还有*阳术、神仙术等。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对混沌的古文化凿开了七窍，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突破。老子参考了大量古籍，如含有“道”思想的《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特别是受到了《易》的思想的启发后，才写出了《道德经》，阐述了道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