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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道的作用有哪些？

驿道也被称为古驿道，是古代陆地交通的主通道，同时也是重要的军事设施之一，主要用于转输**粮草物资、传递军令军情的通道。

我国著名的驿道有丝绸之路、湖广驿道、南阳至襄阳的驿道、青蒿驿道、梅关古驿道等。

古时驿站是做什么用的？

古代物流话驿站
本站作者：进言 编辑：关山


物流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历史由古至今，谈到古代的物流不免要提及到驿站。驿站简单讲是古代接待传递公文的差役和来访官员途中休息、换马的处所，以后功能逐步有所扩展，最后被新生事物取代。辽宁地区出现文字记载的驿站是在唐朝。宋代人著的《五经总要》中曾提到过唐代的营州道上所设的驿站：“因受（今朝阳市）东百八十里，九递至燕郡城(今义县)，自燕郡城东行，经汝罗守捉(今北镇)，渡辽河十七驿至安东都护府(今辽阳市)约五百里”。这里所说的九递十七驿虽无具体站名，但可以知道唐代驿站的设置已经达到了辽东。到了辽代，中京大定府至东京辽阳府之间设置了驿站，有十四处驿馆。到金代时，则在上京会宁府至燕京之间，沿辽西傍海道设置了驿站。为了适应军事需要，加强通信联络，金效仿宋王朝在辽宁地区建有的递铺。递铺一般建在有驻军的主要交通线附近，好像一个方形的小堡，四角插着黑旗。铺与铺之间的距离一般在十里左右，每部有四人，管理非常严密，具有军事性质。这时的递铺和驿站归朝廷统属兵部领导。驿站按照朝廷所规定的标准供应给过往官员的食宿和车马。
到了元王朝，由于疆域辽阔，发展交通，强化了驿站制度，这也成为它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这时驿站也叫“站赤”，实际“站赤”是蒙古语驿站的译音。
到了明代除开通沈阳至旅顺的驿站外，在其它干线道路上均设置了驿站。这与元代只在两条大干线上设驿站是不同的。在明代还设立了递运所，这些**与驿站，专门从事货物运输的组织，其主要任务是预付国家的军需、贡赋和赏赐之物。由各地卫所管理。递运所开始设于洪武元年（公元1376年），它的设置，是明代运输的一大进步，使货物运输有了专门的组织。明代陆路运输，基本上是采取定点和接力的方法。因此，递运所除担负驻地指定运输路线的任务外，还要做好海、河运输的集散工作。
清顺治帝入关后，建都于北京，称原来的都城盛京为留都。盛京在全国仍然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盛京驿站也与其他省不同。驿站分驿、站、铺三部分。驿站是官府接待宾客和安排官府物资的运输组织。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为军事系统所专用。铺由地方厅、州、县**领导，负责公文、信函的传递。盛京驿站基本上是沿袭明代驿站设置，，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而是根据交通状况而定。铺递用以传递公文。凡州县往来公文，都由铺递传送。盛京的铺递遍布全区。
驿站使用的凭证是勘合和火牌。凡需要向驿站要车、马、人夫运送公文和物品都要看“邮符”，官府使用时凭勘合；兵部使用时凭火牌。使用“邮符”有极为严格的规定。对过境有特定任务的，派兵保护。马递公文，都加兵部火票，令沿途各驿站的接递如果要从外到达京城或者外部之间相互传递的，就要填写连排单。公文限“马上飞递”的需要日行三百里。紧急公文则标明四百里、或者五百里、六百里字样，按要求时限送到。但不得滥填这种字样。驿站管理至清代已臻于完善，并且管理极严，违反规定，均要治罪。到了清代末期由于有文报局的设立开始与驿站相辅而行，继而废除了驿站，同时有文报局专司其事，以后又设邮政，而文报局也逐渐废止。
驿站在我国古代运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通讯手段十分原始的情况下，驿站担负着各种**、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信息传递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物流信息的一部分，也是一种特定的网络传递与网络运输。我国古代驿站各朝代虽形式有别，名称有异，但是组织严密，等级分明，手续完备是相近的。封建君主是依靠这些驿站维持着信息采集、指令发布与反馈，以达到封建统治控制目标的实现。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局限，其速度与数量与今无法相比，但就其组织的严密程度，运输信息系统的覆盖水平也不亚于现代通讯运输。可以说那时的成就也是我们现代文明的基础的一部分。驿站与当今的邮政系统、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货物中转站、物流中心等等，是否有异曲同工之美？
从沈阳市的历史发展来看，它就是由古代驿站起家，逐步进化到当代这样一个大都市，我们不能忘记千余年的历史，在我们的身里身外到处有着古人的印记，要善于发现和挖掘古代的优秀遗产，传承文明，扬长避短，为弘扬优良历史，开拓新世纪，多下苦功夫，赢得社会的新的与日冰雪进步。
参考资料：http://****syjt***/Syjt_xx/html_create/news/9H9TUGJULEH040116.html

唐朝的驿站有多发达？

古代的邮局叫作驿站，驿站是古代为驿使、官员、信差和过路旅客提供服务的机构，有点像今天高速路上的服务站。周代时就有了驿站的雏形，春秋时期，驿站叫作“驲传”，传递公文书信主要依靠马车。战国时期，古人开始骑马送信。到了汉代，驿站改叫“驿亭”，而且还把传送信件的工作分成了两种，一种是骑马的“驿”，一种是步行的“邮”，就像今天的快递和平邮。

到了唐朝，驿站分为陆路上的驿站和水路上的驿站。陆驿备有驿马、驿驴，水驿备有快船。这样的驿站遍及大江南北，全国大约有1600多所。唐朝的驿站业务广泛，除了负责接待过往官吏和旅客，传递军事情报、奏章、信件文书外，还要负责追捕逃犯和递送各种贡品。

传说，唐朝的杨贵妃爱吃荔枝，皇帝为了讨她欢心，专门设立运送荔枝的驿马。等到荔枝成熟时，运送荔枝的驿使快马加鞭，将荔枝从千里之外的四川涪陵日夜兼程送到长安。唐朝的著名诗人杜牧为此留下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诗句。

唐代的城市道路是什么样的？

我国古代的城市道路建设，在唐代以前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至唐宋时期，道路建设的发展进入了极盛时期。城市道路系统绝大多数采取以南北向为主的方格网布置，这是由建筑物的南向布置延伸出来的。唐宋的城市街巷四通八达，城市封闭的格局被打破了，显示出唐宋王朝的城市风貌和几代帝王的开放胸怀，为带动经济大发展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唐代不仅发展了大规模、长距离的车马运输道路，而且也发展了城市道路。当时，京城长安不仅有水路运河与东部地区相通，而且是国内与国际的陆路交通的枢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

唐长安城面积达84平方千米，其总体设计是：中高外低，左右对称，东西两城完全相等；坊市街巷整齐有序，坊街尺度各分3等。长安城主要由郭城、宫城、皇城等构成。宫城位于郭城北部**。皇城接宫城之南，设有**衙署及附属机构。郭城内有南北向大街14条，东西向大街11条。垂直交错的大街将郭城划分为108个封闭式的里坊，坊内有民居、官衙、寺观等。明德门至皇城正门朱雀门的朱雀大街位于全城中轴线上，道路宽达170米以上，被称为“天街”，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宽的街道。位于长安城中轴线的朱雀大街把长安城划为东西两部分。街西管区叫长安县，街东管区叫万年县。

朱雀大街的路面用砖铺成，道路两侧有排水沟和行道树，布置井然，气度宏伟，不但为我国以后的城市道路建设树立了榜样，而且影响远及日本。

长安城各条大街车水马龙，熙熙攘攘，非常热闹。街道两侧多植树，加上错落其间的清池溪水、众多的园林、盛开的牡丹，使整个城市非常整齐美观。

出了长安城，向东，向南，向西，向北，构成了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网。不仅通向全国各地，而且中外交通往来也比较频繁。

古代的交通设施有哪些？

行进在四川的山间，说不定您会走上这么样的一条路：蜿蜒于群山峻岭间，道路以木为支撑悬于山崖侧面，上顶青天，下临深渊，使人时时担心会不会一脚踩空掉下去。这种路就是栈道。

在战国和秦汉时期，我们的先辈就修建了许多条栈道，多在今天的川、陕、甘、滇境内，据估计总长度达5000余里。这些古栈道，是由人从山上吊下来，一锤锤地在崖壁上凿出一个个深孔，**木杆铺上木板，覆上泥土而修成，或是干脆地凿出一条隧道或半隧道供人通行，还有一种样式就是如泰山“十八盘”那样的梯子崖。这些栈道对于穷乡僻壤与外界的沟通和交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还盛行馆驿制度。这种制度大概是从秦代而起，内容也就是在官道上十里设一亭，三十里设驿。驿站的作用主要是给**改换马匹和提供食宿。到西汉时期，设亭道路延续总长竟达到了10**。唐代是古代道路发展的极盛时期，初步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四通八达的道路网，清代以北京为中心的“官马大路”分成东北路、东路、西路和中路四大干线，其总长有4000余华里。这样的道路长度，在古代堪称世界之最。

隋朝的大运河对唐朝盛世出现有什么影响？

隋大运河对唐朝经济的影响

隋大运河作为连接中国两大地区的运输纽带，它的开通，大大促进了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给长江流域的开发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动力，并最终使唐朝的经济重心发生了战略性转移。如何看待隋大运河对唐经济的影响，关系到我们是否能正确认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问题。

隋大运河的的开通，没有为本朝经济带来什么益处，但却遗惠于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正如皮日休曾在《汴河铭》中所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作为连贯南北交通的动脉，它沟通了长江、黄河的水运交通，全国各地的大商巨贾，弘舸巨舰，往来不绝。唐代统治者执政以后，对隋代修筑的水上交通设施又进行了整修，使之更适应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大运河，虽然旨在运输漕粮及各地搜刮来的财富，但在客观上，又促进了水运交通的发达，使得沿岸一带商业发展迅速。运河之上，贩运物品的商船，穿梭往来，一派繁荣景象。运河所经之州，如运河和黄河相遇处的汴州等，都成为繁盛一时的都会，成为物资和人文荟萃的地方。在一些新兴城市中产生了柜坊、飞钱等早期汇兑的新方式。当时，“通济渠，西通河洛，南达江淮……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

唐代的商业性质这时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由过去的偶然交换和土特产品的贩运，过渡到固定的城市商业。城里的商人不再游踪不定，有了固定的经营点，并出现了“行”这种组织。

杭州是隋唐之际兴起的商业城市，到了唐代，更是繁荣富庶，所谓“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户数由贞观中(627—649)的35071户增至开元时(713—741)的86000余户，人口有几十万之多。

唐时有“扬一益二”之称。“益”即今之成都，是西南地区**、经济的重心。然扬州兴起以后，已居“益”之上。扬州与成都为东西两个商业中心，同位于长江流域。扬州既居江河运道之通衢，又为海泊到达之终点，扬州所处的地理位置比成都更为有利，故遂“雄富冠天下”，渐居成都之上。当时的官僚富豪多在扬州置邸开店，经商营利，使得扬州“商贾如丝”。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中曾引沈括语：“自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迁徙贸易之人，往返皆出扬州下，舟车日夜灌输京师者，居天下之十七。”著名的理财家刘晏也以扬州为治所，领盐铁转运，整理漕政。同时，许多波斯、大食等外国商人，麇集于此，开店置肆， 因此扬州亦成为当时对外贸易的中心。

其他大量兴起的商业性城市，无不欣欣向荣。汴州，其地位仅次于扬州，“舟车辐渎，人庶浩富”，“没入死商钱且千万”。

大运河开通后，不仅带来了水运交通的发达，而且使得南北各地形成了一个以大运河为中心的巨大水域网，这便极大促进了大规模农田水利的兴修，许多荒废的土地被开垦成为肥田沃土。至此，各地的农业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农业的发展，水运交通的发达，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活跃。在城市郊外，商人往来之水陆要道或津渡，也出现了商业活动，自发地形成了“草市”、“墟市”。它们只是临时的买卖场所，不同于城内正规的市，其存废与否，与**的法令无关，不要经官府批准，更未设市场官吏对其进行管理。它们都是应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的需要而产生的，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

农村中的“草市”、“墟市”开始可能是农民出售草料、购买平常所需用品的场所。为了搬运和交易的方便，草料的贩卖一般都在城外进行，日久便成草市，于是别的商品也到这种市场出售。也可能由于市场是非正式的，故得名“草市”，如汴州的草市。有些草市或墟市后来慢慢发展成为城镇。除此以外，唐代农村中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专业定期集市，如“村市”、“药市”、“蚕市”、“马市”、“亥市”等。介于城乡之间的“草市”、“村市”等的出现，是唐代商业向纵深方向发展的标志。不但城市商业繁荣，农村商品经济也更为活跃了。

农村中市场的出现，反映了农村中市场的发育已达到一定的高度。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若没有外在的催化剂，能否达到那样的水平，值得斟酌，而这其中，隋大运河的开通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大运河的开通，给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动力，使得长江流域很快成为供应首都漕粮的主要生产地区，并最终取得了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

汉朝时的长江流域，人口极为稀少，农业原始，商品经济很不发达，阶级分化还不严重。司马迁曾这样描述过这个地区的特征：“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而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大运河的修建，使长江流域社会进步速度大大加快，曾经丛林密布、极为原始的南方，已轻而易举地超过了历史较悠久、文化较发达的北方。在这一时期，由于朝廷重视，大运河的引导，及地区本身农业发展的客观需要，长江流域的水利工程的规模、数量比历朝都有大幅度地增长。据省地方志资料统计，浙江在以前各朝中，有规模的治水活动是很少的，在汉朝数量最多也是四项，而到了唐朝，治水活动空前增长，为四十四项。两项数字的巨大差异，明显表明，唐朝时浙江已被大幅度开发，农业生产力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其他南方各省除了云南外，亦急剧地向前发展。《新唐书》揭示道：“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京师对南方依赖程度的发展是很快的，以至到了伟大作家韩愈的时代，江南田赋已经达到了全国田赋总数十分之九的惊人比例。

长江流域如此肥沃，它的潜力一旦得到发掘，便飞速发展，并最终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从而取代泾渭流域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地位。尽管后来各朝曾考虑到**基地与经济基地相隔遥远，想在首都所在地附近建立一个基本经济区。但一系列发展海河流域的尝试，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想无需从南方运输谷物的希望，再也未实现过。作为农业生产中心的长江流域，其重要性增加了。

这时，经济重心已经向南方转移，然而自隋朝到清朝，或许由于传统习惯与**上的惰性，首都总是定在北方。这种异常状态，使得联系生产的南方与**的北方的运输系统一一大运河，更加必不可少了。

二、隋大运河对唐朝文化的影响

大运河，促进了唐朝文化的无比繁荣， 中国文明的急剧变化。运河开通后，与南方发达的海运交通遥相呼应，使得南北各地在地域上更紧密地连为一体。地域上的封闭性，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打破；同时，地方民族狭隘**也随之削弱，对异域文化，亦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它所带来前所未有地理上的开阔，使人们的眼界豁然开朗，相互间交流不再局限于一村一闾，与外界的联系愈加密切，这极大影响了唐人追求自由、开放、创新的心态。再加上当时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上的统一，这一切造就了唐朝文化的磅礴气势，艺术的异彩纷呈，唐人的宽广胸怀，正因为唐人有如此宽广的胸襟，他们才能将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统统纳入华夏文化这一庞大的文明体系，而不遵从一个模式，一个调子，体现了中国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才敢于打开国门， 对外开放，广泛吸收异域文化的营养，形成了充满活力、百花齐放的文化局面，充分体现了一个民族的自信心、生命力和创造力。从这一角度来说，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中国文明的急剧变化，唐朝文化的无比繁荣。

学者言：“有唐一代，为文学美术最盛之时，而其他学术亦有树立……而南北之学，以之统一。”运河绵长广阔，流经了南北不同的文化带，连接了燕赵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多个区域文化，加强了各种文化的交流。唐文化在不同文化的接触、交融、整合中，变得更为广博精深，已有革新气象，体现了唐人追求创新、自由的心态。

经学的变化在唐代已出现先兆。汉魏六朝之风一直传承至唐代初期，倡导古代传下来的学说，重家法和师法，但不允许改变师承，另立新说。然而到了唐中叶，开始有人怀疑旧有注流，要建立一家之言。最早的是有关《春秋》的新说。啖助治《春秋》，“摭讪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借孔丘之名，实际上在批判《春秋三传》，企图成一家之言。其中已有变革气象。

就文章来说，六朝至唐中叶流行骈文。这种作品，四六对仗，注重形式，束缚人自由地表达思想感情。而在唐代这样经济**极为繁荣的时代，骈文已不能担负起表现这伟大时代的任务。故到了唐朝中叶，韩愈、柳宗元等发起了古文运动，复兴古文，提倡散文，文章由重形式变为重自由表达。

唐代的诗歌更是光彩夺目。隋大运河的开通，使得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强，人们的视野更为开阔，这便为唐代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诗歌的思想内容亦更为丰富。到了唐末，词又发达起来，打破了五言、七言的格局。这无不体现出唐人追求自由、开放、创新的精神。唐代在艺术、音乐等方面亦有很高的成就，在这里不再赘述。

唐朝统治者对外来宗教是一概欢迎的。由于交通更为发达，所以，除了本土宗教道教，及当时极为盛行的佛教外，西方的祆教、景教、摩尼教、***教等宗教也在唐朝时相继传入。同时，与宗教有关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大大影响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宋代理学就是在这种影响下产生的。

由于大运河的贯通，交通更为发达，经济更为繁荣。这不仅为唐朝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促使了南北(包括东西)文化和中外文化的大交流。异域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华夏文明的体系，形成一种奔放的情调，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长安城内有着极浓的胡化色彩，**官僚集团内有大量的“胡人”，从宰相至守卒，都有少数民族的身影。当时人们追求功名的风气很盛，既重边塞、科举，也希望举荐、献赋的成功。那时妇女的开放，是后代妇女望尘莫及的。她们在**、文化生活中十分活跃，敢于抛头露面。那时的僧侣、道士、儒生、诗人也并不看轻自己的地位，他们与达官贵人自由交往，出入豪门，高谈阔论，没有太多地位悬殊的约束，用自己的思想来影响当时的社会，无不显示出开放的气息，这在其他朝代是少见的。当时的娱乐活动也极为丰富，如游戏、杂技、乐舞、戏剧等，引进了许多外来的节目，充满了生动而奔放的内容。

显而易见，唐代文化的无比繁荣，与生产力的发展，交通的发达，经济文化的交流是分不开的，而这一切，与大运河的开通，关系甚为密切。

这十多个世纪以来，隋大运河在中国引起极大的关注，它的历史，同中国经济、文化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应正确认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隋运河的开通，对唐朝经济文化产生如此大的积极影响，是当初隋统治者始料不及的。它不仅促进了唐代经济的繁荣，使唐朝的经济重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而且也使唐朝的文化进入了繁荣的“黄金时代”。目前正在进行的大运河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准备将大运河古遗址及大运河文化开发成为一系列旅游热点，也从侧面折射出了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