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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学家音乐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论著是什么

先秦儒学家音乐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论著-《乐记》，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音乐美学思想专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具有比较完整体系的音乐美学著作。其核心类容是系统的论述了儒家的礼乐思想。总结了秦朝以前音乐美学思想的成果。对“礼”和“乐”的社会功能与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第一次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理论总结，这是论述周代社会礼乐文化体系最具价值的灿烂篇章。　　
1.首先谈到音乐与现实的关系，对它做了朴素唯物**的解释，认为音乐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　　
2.《乐记》对于音乐的本质的解释，具有相当的深度。认为“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它肯定音乐的本质是表达感情的艺术，又是声音的艺术，有着一种朴素的唯物**观点的认识。　　
3.《乐记》明确的论述了音乐和生活、**的关系，认为音乐必然表现呢社会的**，为**服务。所谓“使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认为音乐是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手段。提出音乐与**是相通的。把音乐的和谐看作是宇宙万物和谐的规律的体现。强调了音乐与**、音乐与社会的密切关系，符合于当时巩固新兴封建统治阶级政权的时代要求。并将音乐与道德、法律、**同等看待，对音乐在国家上层建筑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4.《乐记》还非常强调音乐的伦理教育作用。认为“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平民好恶，而反人道之正。”提出了音乐要充分发挥其教育功能，必须强调其**、道德的标准。指出“德成而上、艺成而下。”音乐必须要接受**、伦理道德的制约。　　
5.关于音乐的社会功能，他认为“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　和父子　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乐记》主张使用音乐与治理朝政、端正社会风气、礼制、伦理教育等相配合，强调音乐社会的和谐功能。　　
6.关于音乐的美感认识，《乐记》强调音乐给人们带来的愉悦感受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而且要运用音乐的美感来打到感染人、教育人的目的，所谓“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对音乐以情感人的特点有不少阐述。它认为“夫乐着，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但是《乐记》对音乐审美观念的认识是以雅乐为最高标准的，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乐记》作为先秦儒学的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丰富的美学思想，对两多千年来古典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并在世界音乐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儒家和道家对音乐的见解有哪些不同？

儒家《乐记》与老庄音乐美学观
春秋战国之交是社会大变革的动荡年代，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各持不同的**见解，对怎样治国平天下这个重大问题，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论争，各种**异常活跃。在音乐方面，墨、道、儒三家围绕着怎样看待商周以来的“礼乐”，包括音乐的本质、音乐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音乐与**的关系、音乐的社会功能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辩论。

在这场论争中，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约前480—前420），提出了“非乐”的主张。墨翟认为音乐——“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能引起人的美感，使人快乐。但它的存在，上有害于国家的治理，下不中万民之利。他认为“农夫”、“妇人”听了音乐，一定会妨碍农事和纺织；“士”听了音乐，一定会影响精力和才智；“王公大人”听了音乐，一定不能“蚤（早）朝晏退，听狱治政”，其结果必然“国家乱而社稷危”。因此，他主张“圣王不为乐”（《墨子·三辩》），圣明的君主是不要音乐的。在墨翟看来，音乐愈进步、愈发展，国家的治理就愈难，“乐逾繁者，其治逾寡”。他认为“乐，非所以治天下也”，就是说，音乐对治国平天下毫无用处。墨翟的见解，从其同情下层民众、反对“王公大人”过分的音乐享受来说，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毕竟纯属空想，完全行不通。他单纯强调**和生产，完全否定音乐的社会功能，反对音乐的进步和发展，也不切实际。因此，在社会上并未产生很大影响，在秦统一六国以后，这个学派就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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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墨家学派相对立有道家老子、庄周和儒家孔丘、荀卿、公孙尼等人。道、儒两家在否定“非乐”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庄周认为墨家“毁古之礼乐”，“去王也远矣”（《庄子·天下》）。就是说，毁掉古代的礼乐，离统一天下未免太遥远了。荀卿则明确指出：“非乐”只能“使天下乱”（《荀子·富国》）。但在要什么样的音乐这个问题上，两家又各有自己的主张。

道家老子、庄周从其小国寡民的**理想出发，否定儒家的“仁义”、“礼乐”，认为”五音令人耳聋”（《老子·十二章》），极力主张“攘弃仁义”、“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庄子·胠箧》）。道家认为，理想音乐的本质是“和”。什么是和呢？早在春秋时代，伶州鸠就提出了“乐从和”、“声应相保日和”的见解，认为声音按一定规律组合而能达到相“应”、相“保”这就叫做“和”。老子从自发辩证法的角度发展了伶州鸠的观点，认为“和”是处在内在矛盾中的声音——有声与无声的对立与统一，即“有无相生，……音声相和”（《老子·二章》）。老子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是天下万物的根本，也即“道”。理想的、合于道的音乐，即无声之乐——所谓“大音希声”或“至乐”。它虽听不见，然而“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庄子·天运》）。就是说，它在精神上高度符合美的辩证关系。道家的种种说法，表面看来似乎神秘，对音乐和美均持否定态度，实际恰恰相反，它比任何学派更重视音乐——作为艺术存在的音乐；更重视美——高于形式美的内在的、精神的美。换句话说，它强调的正是艺术创造的非认识性规律，即审美规律。而这一点恰好是其他学派所没有注意到的。

儒家音乐思想以公孙尼子的《乐记》为代表。公孙尼子生活在战国初期，相传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丘的再传弟子。他继承、发展了儒家音乐理论，使之适应新兴的封建社会制度的需要，并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体系。他的见解被保存在经过汉代学者整理的音乐论著《乐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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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记》首先谈到音乐与现实的关系，对它做了朴素唯物**的解释。作者反对当时有些人把音乐单纯作为奢侈品或消遣物的看法，也反对那种否认音乐存在的观点。认为音乐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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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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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乐”是人的心受了外界事物的影响，激动起来，便产生了一定的思想感情，然后用按一定规律组织成的声音和舞蹈动作去把它形象地再现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作者进一步论证了音乐的内容只要有真实根据，便具有深刻的认识意义。通过对《大武》的分析，说明“乐者，象成者也”（音乐，是反映已经完成的事物的）。音乐是不能矫揉造作、弄虚作假的，它要反映真实的思想感情，即“唯乐不可以为伪。”充分肯定了音乐对现实的反映。

其次，作者还明确论述了音乐和生活、**的关系，认为音乐必然表现社会的**，为**服务。《乐记》提出：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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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音乐与**是相通的。所以太平时代的音乐一定充满安乐，**也修明、和美；祸乱频仍时代的音乐一定充满怨恨，**也倒行逆施；国家将亡时代的音乐一定充满悲哀，民生也困苦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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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记》认为，音乐作为人们思想感情的语言，它会与欣赏者内心的感情发生共鸣，所以有什么样的音乐，人们听了就有什么样的感受，又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从而对现实**也会产生批判或赞助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乐记》发挥了孔丘重视音乐社会教育作用的观点，强调音乐对人们心灵的巨大感染力量，认为“礼、乐、刑、政”都是巩固统治的工具，它们各有其不同的作用。

《乐记》还认为，音乐要充分发挥其教育功能，必须强调其**、道德的标准，所谓“德成而上”，就是说有了合乎“礼”（封建的统治秩序与道德规范）的思想感情——“德”，才是上等作品。艺术标准在这种意义下是次要的，所谓“艺成而下”。但是，作者并不认为“艺”是无关紧要的，它指出音乐是“德”开出来的花朵，它要引人喜爱，总不能没有艳容与芬芳。所以音乐必须要有艺术性；必须“治其饰”，就是说要用美的形式表现出来。要使曲调（“声”）、歌词（“文”）及各种美的形式和表现手法（“曲直、繁瘠、廉肉、节奏”）都符合内容的要求，能感动人们的向“善”之心。在《乐记》看来，凡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作品，才是应该提倡的“德音”、“和乐”，否则，就是应该反对的“溺音”、“*乐”。

由此可见，儒家强调的正是音乐与现实人生的联系，是情与理的统一，是音乐为社会**服务的实用功利，而这一点也是其他学派所没有论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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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观春秋战国时期音乐思想的这场论争，儒家学派对音乐的见解最为积极。它否定了商周以来把音乐从属于“神”的传统观念和种种否定音乐存在的见解，肯定了音乐与现实人生的联系，奠定了我国音乐的现实**传统。但过分强调音乐的实用功利，往往会束缚艺术和审美的发展，使音乐失去美感和动人心魄的力量。这方面，道家“有无相生”的思想则成为它的对立和补充。它以超脱一切的力量（想象、情感、美，还有较晚出现的传神、意境等等，都是这种思想的延伸与发展），给中国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总之，春秋战国儒、道两家已经初步奠定了我国音乐美学的思想体系，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对我国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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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包括哪些

儒家的音乐理论对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孔子认为思想的审美朴素之美，简朴之美，含蓄之美，是自然与人心的交融，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孔子曾评价《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他认为，音乐审美中的情感态度及其表现是中正平和的，也应当是适度的，有节制的，这同他的“中庸”哲学思想是一致的。荀子认为音乐在动荡年代可以鼓舞前方将士英勇善战，而在和平环境中又能使人们以礼相代。在音乐内容与艺术形式上，儒家的音乐理论把内容的“善”“和”放在第一位，而艺术形式的美，则放在第二位。中国传统的音乐审美以“和”为中心，对我国的音乐家发展有着极深远的影响。儒家的音乐理论还把音乐家艺术看成是一种认识真理的途径。
《乐记》是儒家的音乐家美学思想的代表著作。《乐记》论述了音乐的本源：“凡间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动，物之使用使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音乐是由间组成，其根源是由于人的思想感情受到外界事物的激动，“物动心态”，是原始唯物**反映论的观点。《乐记》提出了自己的音乐美学思想，如书中写道：“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乐情篇》）。就是说，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主要的，技艺是次要的，品德的修养是首要的，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这就给我们一启示：在当代的音乐教学中，专业的音乐人才固然需要但通过音乐教育培养、扩展音乐素质，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更为重要。
孔子（公元前511——公元前479）孔子是春秋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家和教育家，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是中国音乐、文化史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音乐思想主要集中在《论语》中。孔子在**上主张“以政以德”，提倡“礼治”，重礼、乐的**作用，强调音乐从道德上能感化人。他曾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关于礼”。孔子认为音乐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善”和“美”。凡合于所谓仁德者为善，表现平和中庸者为美，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音乐审美标准之一。推崇以歌颂舜的文德为内容的《韶》乐为尽善尽美的艺术，把表现武王伐纣的《大武》评为尽善未尽美的艺术。孔子认为音乐家反映人们的痛苦和欢乐情感要有节制，不应该超越中庸之道的论理准则。强调形式与内容要统一，推崇“乐而不*，衰而不伤”的雅乐，不喜热情奔放或具有反抗精神的民间俗乐“郑卫之声”，“恶郑声之乱雅也”，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偏见。
荀子（约公元前313——公元238年）荀子在哲学上主张性恶论”，认为人的生性的恶习的必须教育才能变善，因为更加强调礼乐教育的重要性，是人的必然需要。他主张音乐从实际出发，并随着时代前进而发展变化，但在音乐思想上仍有崇雅贬俗倾向。

古代儒家对当时的音乐有着什么样的观点？

儒家音乐观点以其创始人孔子的言论为代表。孔子虽然没有系统的音乐理论著作传世，但从《论语》、《史记•孔子世家》等文献的记载看来，孔子有着丰富的音乐实践经验和高度的音乐修养。他强调音乐的美感作用，重视对弟子的音乐教育，把音乐列入所授“六艺”之中，并把音乐视为人生修养的最高阶段。但是，孔子对音乐的强调是与他的**观点分不开的，他主张将“乐”与“礼”相配合作为治理天下的手段，所谓“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音乐观点带有保守的一面。他不但对僭越音乐等级制度的行为忍无可忍，发出过“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之类的愤愤之言，还对冲击雅乐正统地位的民间音乐表示厌恶和排斥，“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放郑声，远佞人”。儒家的另外两位代表人物孟子与荀子，一个主张将“仁声”作为教化手段来感化人；一个主张要靠礼教和雅颂之声对人类本恶的性情进行引导和转化，使自然的情感获得社会内容从而符合社会的需要，将“乐”作为调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改善社会风气的手段。

尽管孔子、孟子、荀子的表述方式不同，但他们所谓的“乐”都是“雅颂之声”、“先王之乐”，即为维护统治秩序服务的雅乐，对待民间音乐的态度则是“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孟子•万章下》），“郑、卫之音，使人之心*”（《荀子•乐论》），是坚决不予提倡的。

先秦儒家的音乐思想在后来的《乐记》（相传为战国初期公孙尼子所作，一说为汉儒刘德或刘向、刘歆父子校先秦古籍所得）一书中得到系统的总结。《乐记》作者的写作目的是通过宣扬和维护“雅颂之声”来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因此书中以音乐的**作用和社会功能作为核心论题贯穿始终，对音乐的来源和本质、音乐的**内涵、音乐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音乐在培养统治者仪容风范方面的作用、音乐在教化人民和维护社会秩序以及调和阶级矛盾方面的用途、音乐的审美标准等问题作了全面的论述。

试论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有哪些主要特征

内容摘要：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先秦时期儒、墨、法、道、*阳、杂各家都曾提出自己的音乐美学思想,汉代以后又出现佛教音乐美学思想.但墨、法、杂家音乐美学思想对后世并无显著影响.*阳家的音乐美学思想曾在汉代泛滥一时,此后虽然也长期存在,但已经被儒、道将家吸收、融化,而失去**存在的价值.佛教音乐美学思想魏晋以后长期存在,但它接受儒、道两家影响,而对儒、道两家并无太大影响.儒、道两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则产生于先秦,影响后世,贯穿两千多年的历史,其重要行远在其它各家之上. 关键词： 正文：在历史长河中,儒、道两家音乐美学思想既互相对立斗争,又互相吸取交融.其对立斗争曾出现三次**：先秦《庄子》强调“法天贵真”,批判礼乐束缚人性,束缚音乐；魏晋时嵇康以“声无哀乐”论否定《乐记》的“表情”说、“象德”说；明中期叶以后李贽等以“发于请性,由乎自然”说否定“发乎情,止乎礼义”说,以主情说否定“淡和”说.其吸取交融在先秦《吕氏春秋》中已有所表现,而突出表现则是西汉时《淮南子》以道家为主吸取儒家音乐美学思想,《乐记》从儒家立场出发吸取道家思想的某些因素；魏晋是阮籍《乐论》调和儒家,以道家的自然为儒家的礼乐裱糊,嵇康《声无哀乐论》既以到家自然乐论批判儒家礼乐,又从到家思想出发肯定礼乐思想中的某些成分；明中叶以后李贽糅合儒道,以道为主,从道家“法天贵真”、崇尚自然的精神出发,改造儒家的表情说,用以羔羊音乐的主体性,徐上瀛糅合儒道,以儒为主,从儒家雅斥郑、是古非今的思想出发,改造到家的“大音希声”说,用以否定新兴俗乐,挽回世道人心. 在历史长河中,儒、道两家音乐美学思想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由孔子奠基后,孟子重仁,强调“乐者,乐斯（仁、义）二者,强调“与民同乐”,荀子重礼,强调“以道制欲”,强调“贵礼乐而贱邪音”,便已有所不同.此后,它又肯定以乐表情变为否定以乐表情,由肯定音乐之声变为否定音乐之声,由肯定对音乐的欲求变为否定对音乐的欲求（从《乐记》到《乐经律吕通解》便经历了这样的变化过程）.道家音乐美学思想由《老子》提出,经过《庄子》的改造,便函从否定一切音乐变为只否定礼乐,从否定音乐的一切作用变为否定教化作用肯定娱乐作用；经过嵇康的改造,又从否定有声之乐变为肯定有声之乐,经过李贽等的改造,又从提倡“无情”与以恬淡为美变为否定“无情”与以恬淡美,从否定郑卫之音变为肯定郑卫之音.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儒道两家音乐美学思想各自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其根本原因在于儒家强调礼的制约,必然既束缚人又束缚音乐,故其合理性与历史的发展恰成反比；道家崇尚自然,必然既追求人的自由也追求乐的解放,故能逐步抛弃自身思想中的不合理因素. 儒道两家音乐美学思想又存在互补关系.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便由儒道互补构成,其主体（受制于礼,强调音乐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关系,重教化轻娱乐,真、美服从于善等）是儒家的,其局部（重意轻声,追求“希声”境界,强调“天人合一”,以乐自娱,以乐养生等）是道家的,其审美准则（以平和、恬淡为美）则是共同的. 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中国音乐美学史就是儒道两家音乐美学思想斗争、交融、互补的历史. 根据以上介绍,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具有如下主要主要特征： 1．要求音乐受礼制约,成为礼乐 如上所述,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礼乐思想的萌芽；此后,孔子肯定“思无邪”,就已要求音乐的思想感情合乎礼制,纯正无邪；荀子明确提出“礼乐”范畴,要求音乐统一于礼义,成为“礼乐”,礼乐思想至此已经成熟.《乐记》是礼乐思想之集大成者,自从《乐记》收入《礼记》,成为经典,礼乐思想便定型化,成为统治思想.此后的音乐美学思想大都未能跳出其范围.嵇康《声无哀乐论》和以李贽为代表的主情**虽对礼乐思想有所突破,但为时短暂,影响不大,未能与礼乐思想抗衡.因此,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主流是礼乐思想.中国古代之所以始终要求乐中之情“止乎礼义”,乐中之声“和”而不“*”,之所以始终宣扬“以道制欲”,宣扬“*乐**”论,反对以悲为美,反对变革创新,而很少突破,其原因就在于此. 2．以“中和”—“淡和”为准则,以平和恬淡为美 “中”、“和”范畴出现于春秋时期,“中和”范畴则由荀子提出；“淡和”思想分别来自儒、道两家,“淡和”范畴则由周敦颐提出.以“中和”—“淡和”为准则,以平和恬淡为美的思想源远流长,遍及各家,儒、道以“中和”—“淡和”为准则,以平和恬淡为美,*阳家、杂家、佛学也以“中和”—“淡和”为准则,以平和恬淡为美.要求情爱德、礼制约,温柔敦厚；要求声“中正和平”,无过无不及；要求“以道制欲”,以“得道”否定“得欲”；否定悲乐,否定以悲为美；夸大音乐的作用,宣扬“*乐**”论；崇雅斥郑,是古非今,反对变革：所有这些方面都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音乐处处“和”而不“*”,合于“中和”准则.故“和”而不“*”有广狭二义,狭义是就声与度的关系而言,广义则涉及内容与形式、创作与表演、欣赏与效果等诸多方面.这又说明以“中和”—“淡和”为准则,以平和恬淡为美也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3．追求“天人合一”追求人际关系、天人关系的和谐统一 早在春秋时期,认为乐能天、人,要求以平和之乐使人际关系调和、天人关系统一的思想已经产生.战国时期,《吕氏春秋》以五音配五行、十二律配十二月,构成宇宙图式,强调音乐来自自然,应该像自然那样平和、适中,又应该以平和、适中的音乐治身、治国,“天人合一”的音乐美学思想已经得到发展.至《乐记》,更认为音乐能以气沟通天、人,使天、人互相感应,能直接改变自然状态,直接决定社会**,“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音乐美学思想已经趋于成熟.这种思想在汉代曾泛滥一时,沦为荒诞神秘的谶纬神学.魏晋以后情况有所改变,但音乐美学思想仍带有*阳五行学说的烙印,“天人合一”、人际关系与天人关系的统一始终是人们的追求,阮籍是如此,嵇康也是如此；儒家、道家也是如此,佛学也是如此. 4．多从哲学、伦理、**出**述音乐 注意研究音乐的外部关系,强调音乐与**的联系,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与教化作用,而较少深入音乐的内部,对音乐自身的规律、音乐的特殊性、音乐的美感作用与娱乐作用重视不够,研究不够.孔子如此,孟子、荀子大体如此；儒家如此,墨、法、道（主要是《老子》）、*阳、杂家大体也如此.《乐记》虽论及音乐的本质、伦理道德的关系.惟有《声乐哀乐论》、《乐出虚赋》、《溪山琴况》等少数论著与众不同,深入音乐内部,注意探讨音乐自身的特性与规律. 5．早熟而后期发展缓慢 如上所述,中国音乐美学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提出众多的范畴与命题,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各立学派、互相争鸣的局面,其思想之丰富、深刻可与古希腊媲美,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至西汉时期,即公元前2世纪,又出现《乐记》这样自成体系的专著,把中国音乐美学,也把世界音乐美学推向高峰.至魏晋时期,即公元3世纪,更出现《声无哀乐论》这样深入探讨音乐特殊性的自律论专著,较之西方自论音乐美学的代表作《论音乐的美》早了整整16个世纪.但嵇康以后的一千几百年,音乐美思想却囿于《乐记》而无重大突破与发展,而且变得越来越保守,越来越陈腐.以李贽为代表的主情**虽曾对此发起冲击,但既势单力薄,又为时短暂,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 以上五个特征中,基本的是前两个,尤其是第一个.由于以礼为规范,就必然德重于情,善重于美,道重于欲,古重于今,就必然要求内容乐而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温柔敦厚,形式中正平和,无过无不及,就必然以“中和”为美,而“中和”的发展便是“淡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特征,准确地说,是中国封建社会音乐美学的的特征,亦即农业社会音乐美学的特征.封建社会以小家生产方式为基础,而中国社会又长期处于这一状态(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便给社会思想带来顽固的封闭性、保守性、重家抑商,反对开拓经济；等级分明,维护君主**；取义轻利,否定物质欲求；是古非今,抑制创造革新.所以就要以反对礼的束缚、否定“中和”—“淡和”准则、倡导变革创新的思想为异端,排斥、打击不遗余力.这是农业文化及其音乐美学的特征,所以儒家如此,道家虽崇尚自然,反对束缚,蕴含解放人性、解放艺术的积极因素,却也主张“无情”,以恬淡、平和为美,其审美准则也不能不受农业文化的制约.

论孔子的音乐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

国庆长假，为避开人流高峰，特意选择去福建厦门、泉州一带旅游。恰逢孔子岳降2558周年，到泉州自然要瞻仰大名鼎鼎的泉州孔庙。泉州府孔庙亦称文庙，面积有上万平方米，虽与山东曲阜孔庙风格各异，却也蔚为壮观。大成殿内陈列的500多件文物尤其令我眼热，其中有成套编钟和编磬以及各种鼓乐和吹奏乐器，包括陶制的埙、竹制的箎和洞箫等“雅乐”。浏览这些历经沧桑的古代乐器，不由人平添思古之幽情。归途中欣闻香港开埠以来规模最大的祭孔盛典10月7日举行，山东曲阜祭孔代表团首度将传统祭孔乐舞阵容整体移师香港，大球场内雅曲声声，四万港人**一堂诵经弘德，使历时一周的孔圣诞环球庆典系列活动趋于**……这一切，令我想起孔子不啻是我国古代伟大思想家、**家、教育家，还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

孔子的音乐情结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自幼年至晚年，他毕生酷爱音乐并潜心钻研。他不仅擅长声乐，还酷爱古琴，造诣深厚，他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于音律，把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与追求融入琴韵。“三月不知肉味”的故事最能说明孔子与音乐的深厚渊源，孔丘在齐国听了《韶》乐，激动得如痴如醉，大赞其尽美尽善也，居然因此3个月不知肉滋味，直令当今的音乐“发烧友”汗颜！从中也不难想象孔子听到的《韶》乐——虞舜时期的《大韶》——是何等的优美动听富于内涵了！孔子倡导“游于艺”，他的生活也因音乐而充满情趣无比精彩。他一生几乎天天都要弹琴唱歌，哪怕置身荒郊野外也不例外。直至临终前7天，孔子还流着泪对子贡唱“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

孔子的音乐才能是全面的多元的，除歌唱和演奏外，他还长于鉴赏品评、作词谱曲，现存的古琴曲《龟山操》、《将归操》及《猗兰操》等，都是他的作品；他系统整理了《诗经》音乐，司马迁说他把《诗经》“三百五十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庞大工程！敢问全球音乐大师，一生能谱出350首歌的又有几人？在古代，文学与音乐的关系远比今天密切，诗词就是由乐府渐渐演变发展而成，所以中国诗词总带着音乐的节律，可以引吭高歌或低吟慢咏，古代吟诗就有唱的成分。孔子对音乐非常敏感，他不会放过天下华美之乐。《论语》中“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说他听到别人悦耳的歌声，就一定要请对方再唱一次；他学会后便按人家的旋律另作一首以和之，孔子对音乐的喜爱与精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孔子十分注重音乐教育，在他教授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音乐位居第二。他提倡“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意谓用诗来激励志气，用礼作为做人的立脚点，用乐来完**生修养。亦即一个人的修养从诗开始、完善于乐，这是向“完人”境界攀登的必经之路。作为划时代的音乐教育家，孔子3000弟子中有72人精通六艺，他是我国将音乐列于美学教育的第一人。为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孔子提出一系列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和美学意义的音乐主张，他对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超过任何学者。孔子发现音乐中所暗示的人格和特定的社会内容，他的音乐教育的核心是：美是由感情发现的，美的感受来自耳闻目睹，音乐不仅是表达情感的载体，还是认识自己、陶冶情操和改造社会的工具。应该说，这与炎黄文化的宗旨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古代涉及音乐的专著有数百种，孔夫子的论述堪称圭臬。他认为：经典音乐是一种境界，聆听和体会美妙的旋律、和谐的音符与变幻的节奏，能够使浮躁的心绪得以纯净，会使人结成知音，从而达到“内在和谐”的目的。他曾对鲁国的一位乐师说：“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敫如也，绎如也，以成。”（见《论语·八佾》）意谓音乐是可以解读和理解的，音乐里那种“翕如、纯如、敫如、绎如”的连续性，与人的精神与心律的跳动是一致的，旋律和节奏在演奏或吟唱中达到动态的和谐，这里的“以成”既指“乐”的完成，亦指倾听者对音乐的清醒理解与认识，真正融入艺术的境界，实现聆听音乐而心境愉悦的目的。这使人想起《左传·襄》中“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之句，谓八年之间九路诸侯团结得像一曲美妙的乐曲，那么和谐动听。孔子同其前辈关于“音乐即和谐”的认识是何等相似！

作为杰出的思想家与音乐家，孔子甚至认为道德与音乐同等重要，他提倡以音乐来提高人的品德和文明程度，强调音乐演绎出来的意境对于塑造人的良好素质拥有积极作用，音乐的律动有助于人们养成秩序、规则、礼仪和互相尊重的品格。由此孔子将音乐看作对弟子进行爱国爱家乡和伦理道德教育的最好手段，在寓教于乐中使人获得心灵的净化与升华。毫无疑问，这些都大大丰富了炎黄文化的内涵，孔子的音乐观在今天也不乏积极的借鉴意义。当然，孔子也受到时代和认识的局限，他强调音乐应受礼节制、以礼为本、礼乐配合，从而达到治人治国之目的，并以此构成其完整的儒家音乐美学思想体系。孔子倡导的“礼”与“中和”，是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音乐教育的基石，孔子对中国音乐和民族审美心理的影响是超越时空的。

春秋战国时期 儒家代表人物和音乐思想是什么？

这时期在音乐思想方面应该是孔子和荀子。